文/林岩
元朝官员的俸禄很低，正一品大员的月收入是粮米八十七石，白银若折合成现在的钱，大约一万元左右，而从九品官员的俸禄就更低了，粮米五石，俸银约为六百多元。
不入流的官员薪水更是少得可怜，粮米三石，俸银仅有三百八十元左右。
至于那些官吏就更不用提了，如果不去打秋风敲诈勒索，仿佛很难维持生存。
忽必烈在位时期，上至中书左右部侍郎阿合马，下至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吏，朝野上下，贪腐现象随处可见。
明朝洪武年间，学者叶子奇在狱中写下《草木子》一书，揭露了元朝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
《草木子》记载：“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元朝末年，贪腐之风愈演愈烈，蒙古、色目官吏不知道所谓的礼义廉耻，见到人就索要钱财，而且名目繁多。
如：初次拜见索要见面礼叫“拜见钱”，没事儿平白无故索要叫“撒花钱”，赶上逢年过节索要“追节钱”，过生日索要“生日钱”，迎来送往叫做“人情钱”，打官司叫“公事钱”等等五花八门。
薪水太少，打秋风敲诈勒索成了元代官场的惯例。
而在元朝想做清官，不贪不占，清廉自律，那只能是攻苦食淡，勒紧裤腰带活着，实在是太难了。
《南村缀耕录》记载：“李仲谦，滕州邹县人。前至元间，由嘉兴路吏贡补浙西按察司书吏，廉介有为。上侍父母，下抚两弟，每退食自公，则闭户读书……”
李仲谦，滕州邹县人，元朝至元（公元1264年—1294年）年间前期，由嘉兴路吏贡补身份，出任浙西按察司书吏，他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是个很有作为的清官。
李仲谦任职的书吏就属于不入流的官员，没有品级，收入不足现代的钱四百元，他上有父母需要服侍，下有两个弟弟需要他抚养，平时，为了节约一点，他常常节衣缩食，有时候饿着肚子，关起房门读书。
李仲谦虽然博古通今，学问很大，所得到的的薪水却养不起家人。
他的妻子每天辛辛苦苦织布，换钱贴补家用。常言说：卖盐的吃淡饭，织席的睡空床。
李仲谦的老婆虽然会纺棉织布，他却只有一件像样子的布衫，需要洗涤缝补，只能选择在休息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客人来访，李仲谦就会让儿子出门对客人说：“家父正在收拾衣服，不能出门见客。”
有一次，按察使雷彦正和李仲谦开玩笑说：“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珍珠？”——你整天穿着粗布衣裳，难道里边裹藏着珍珠吗？
李仲谦没有回答取笑他的上司，而是慢慢走到了自己办公的桌案旁，默默写下一份辞职书，压在桌子上，而后转身愤然离去。
雷彦正得知李仲谦家确实困难之后，非常后悔自己取笑属下，亲自来到李仲谦家赔礼道歉，并请他继续留任。
士可杀不可辱，李仲谦断然谢绝留任。
不久，其他使官“复往请”，李仲谦才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李仲谦后来升任宪官，就是御史台属官。
御史台最低的监察御史为正七品，李仲谦升官了，收入略有增加，生活相对改善了一些。
李仲谦是一个小小的官吏，能够在元朝贪腐成风的环境下廉洁自律，甘于清贫，实在是难能可贵，而这样一个清官，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终老于乡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