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发展上可以看出，盟誓制度的本质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量变的基础上，制度本身正在发生质变。而社会的不断进步，正是推动盟誓制度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基础。
君主御下式盟誓
朗日松赞在位时，曾率兵灭掉了苏毗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由一个山南地方的小邦首领一跃成为了吐蕃各部的大君主，也就是吐蕃王朝的第三十二代赞普。到了松赞干布时期，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已经明显得到了提升。尽管，统治阶级还在用盟誓的手段御下，但是其性质已经明显不一样。
《旧唐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这样充满镇压性的誓言中，透露出一个信息：以往的民主性盟誓已不复存在，现在进行的是君臣之间的约束性盟誓。
三、盟誓制度的存在功效
吐蕃盟誓自在民间产生以后，便对吐蕃的社会发展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就整体效果来说，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稳定和促进民族内部发展。二、调节和缓和对外的民族关系。
促进吐蕃内部发展
首先来说，吐蕃奴隶制政权虽然在松赞干布时已完全确立，但是，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发展， 一些旧有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或者新形势亦需要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法规律令。因此，执政者必须在盟会上处理这些要务，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其次，重要官员的罢免、军队费用的支出等一系列需要研讨的问题，放在盟会上解决也再好不过。况且，盟誓在吐蕃王朝内部还起到了维系赞普与权臣间关系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盟誓的约束，君臣之间反而可以达到“君臣一家、共保天下”的目的，而这对于维持吐蕃的族内安定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作用。
调节和缓和族外关系
唐太宗在位时期，大唐和吐蕃因为种种原因时常爆发边境战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对大唐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就对吐蕃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制约。为此，大唐曾多次派使者前往吐蕃，以期可以达成盟誓，寻求和平发展。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于公元783年，唐朝和吐蕃在清水达成协议：初约汉以牛，蕃以马，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乃谓结赞曰：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结赞许诺。塞外无豕，结赞请出羝羊，镒出犬及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
由此可以看出，盟誓制度的发展不但可以解决吐蕃的内部矛盾，就和外族的沟通来说，这亦是一项甚有约束性的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约束之下，双方才能达成协议，共建边境和平。
结语
就吐蕃盟誓制度的根源、发展以及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来看，总体效果是推动了吐蕃族的向前发展。尽管最初，盟誓制度的性质不同于后期的盟誓制度，但从发挥的整体效果来说，这不失为一个约束社会行为的好办法。况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产物，盟誓制度的确发挥出了其本身该有的作用。这对于研究古代吐蕃族的发展来说，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看文献：《梦溪笔谈》《旧唐书》《通鉴吐蕃史料》《藏族史料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