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行书中的同源异流,立足传统,博采众长

2020-10-12 14:32:24 作者: 书法创作:行

在所有的书体中,行书是最活跃最多书法爱好者喜爱的一种书体。古今书法家,无论他以何种书体见长,或以什么样的书法风格而闻名,几乎都写行书。行书不像楷书那样端庄严谨、复杂、难于书写,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认,其实,它的实用价值不言而喻。

不过,行书要写出新意、写出风格来,也是不容易的。写好行书要有楷书的基础。“书法以用笔为上”,而各种用笔方法,都包含在楷书之中,行书笔法是从楷书笔法中化出,所以只有掌握了楷书的点画书写方法,才有可能写好行书。历代写行书的大家,晋有王、谢、郗、庚,唐有欧、虞、褚、薛,宋有苏、黄、米、蔡等。从流传下来的真迹来看,唐宋的行书大家,又多是楷书大家。

唐人的行书多取法于晋人,即二王:宋人的行书,则通过学唐人而远追晋人,二王成了行书的源头。唐以后的人学行书,临写最多的范本,一是《兰亭序》,二是《圣教序》(怀仁集)。其实这两“序”也都是出自唐人之手,并非王羲之的真迹。但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学行书入门的好范本。

一般地说,学书过程是先“约”后“博”,然后再归到“约”。先“约”是指选定一种范本打基础,打好基础再广泛涉猎,开阔眼界,博取众长;最后再选定一家作品,深入研修,写出自己的风格。风格既成,其新意也就自见了。

元代赵孟兆是一位四体皆能的大书法家,正、草、隶、篆,都有所宗,也都有自己的风貌,但以流派名世的书体,是他的楷书和行书,世称“赵体”。他的行书,先学过二王,在《圣教序》上下过苦功,后又学过唐代李管。他学李邕,是因为李邕的行书也是从二王入手的。李、赵学晋人各有取舍、创新,其共同特点是,都用楷书笔法写行书,不同的是李邕的楷书笔法完全是唐人风格,赵孟頫的楷书笔法怪守晋人法度。在结体上,二人正好相反,李的行书体势,多以敬侧求正,取晋法:赵孟頫的行书体势,多以平正示人,取唐法。赵孟頫学二王,其创新处,是在结体上揉用了许多唐法;学李邕的创新处,是用笔多改为截法入纸(如横画的写法),转折多圆转顺笔而下。李邕的写法是劲健外露,给人以倔强之态;赵孟頫的写法是肉中藏骨,大有儒雅之风。如果将李的《岳麓寺碑》和赵的《妙严寺记》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上述这些不同点。

明代董其昌也是以行书名世的大家,也学过二王,学过李,行书的风格也属于秀媚一路,但他和赵孟頫却各自立门户。他自视甚高,爱和赵孟頫比长短。他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在书法家笔下,熟与生是相对的,“熟得俗”和“生得秀”也不是绝对的。北魏的许多造像题记,用笔结体可谓“生”,但其字风不是“秀”,而是森赫雄强。米芾的用笔结体可谓“熟”,但其字风不是“俗”,而是跌宕多姿。可见“俗态”不是“熟”的必然结果,同样,“秀色”也不一定由“生”而生。

具体说到赵孟頫,他的确娴熟于传统法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样雍容典雅的行书来。他的短处,不在于“熟”,而在于他虽严守法度,却少激情,从纯艺术欣赏角度看,这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

董其昌比赵孟頫强的方面,是他的行书往往能表现出一种激情,这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无疑同具有娴熟的用笔技巧是同样可贵的。他说“吾书往往率意”,所谓“率意”就是“不经意”,即他所谓的“不作意”。“率意”往往能写出富有激情的作品来,但另一方面,由于“率意”,也有可能出现败笔,不能尽如人意。试比较赵、董各自书写的《赤壁赋》。赵孟頫的《赤壁赋》法度谨严,从点画、结体到行气,无不出规入矩,既稳且秀,温润可爱,实乃精心作意之作。董其昌的《赤壁赋》,用笔结体都是率意为之,写得洒脱流畅,情之所致,笔扫而过,长处是动感甚强,而短处是稍有飘浮、轻弱之嫌,而且还出现了某些败笔,如“清”、“酒”的三点水写法,因“率意”而失去了规矩,不足为训。这种类似的情况,在“作意”于法度的赵孟頫的笔下是绝难找到的。总之,赵孟頫的“作意”于法,董其昌的因情而“率意”,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正是他们同源而异流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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