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典型的今人思维断古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的作用就是讽喻
与咱们现在认为诗歌是种文学体裁不同，古代的士大夫是把诗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来看的。
诗，产生于民间，所以代表着民众的情感取向、生活状态，以及官风评议、政治诉求。也就是说，诗的最初就是民意的代表。《诗经》是君王下令在民间收集整理的，其实这是类似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的早期准备工作。周王室采集了各地的诗歌，加以整理，然后在各个诸侯王之间教化沟通，教民以礼，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交流工具来使用的。
我们现在去翻古史，会发现战国时期很多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都是直接引用《诗经》。因为在周王室的整理教导之下，用这些诗句来进行交流不会产生歧义。
孔子说：“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通过对诗的解读，是对国家治理情况，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直观而感性的了解。在最初的时代，这几乎的唯一的渠道。
后来文化向士大夫，向普通老百姓下行普及，诗歌的功用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还是高大上的，向民间娱乐就分化出“词，曲，传奇，打油诗，小说，戏文”来承担。诗在高层文人的手中还是用来劝谏的，在君王的心中是用来接收臣子建议的一个相对于直谏，死谏更温和的沟通渠道。
所以，诗的“讽谏”，就成为倡导和鼓励的功能。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反映民间疾苦、抨击官僚腐败的诗，不仅不是被禁止的，还是被鼓励的。
而盛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兼容并蓄的朝代，对思想的管控相当宽松，不仅仅儒、佛、道、景教等等各个思想流派大肆发展，作为高级文人反馈国家、社会问题的诗歌，也基本上没有禁忌。
如果有的话，我们也看不到大唐的盛世飞歌了。正是这种宽松的、自由的状态激活了大唐文人畅所欲言的创作欲望，使得唐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
《长恨歌》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白居易后期是个相当圆滑的政治官僚。但和所有文人的仕途、命运一样，年轻的白居易也是冲动、针砭时弊、不留情面的。他在年轻时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就因为直面社会弊病得罪了不少权贵。终于被外放贬官。
而这次被贬则是白居易人生和文风的转折点。用通俗的话说，他终于活明白了，后来官越做越大，诗越写越浅淡，并开创了个人特色的“香山体”，对宋朝和日本的诗词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的色彩就淡了许多。
写《长恨歌》的时候他还年轻，但是这次创作的起因并不复杂。并非是看到民不聊生，国家败亡的迹象，想起写篇长诗来进行劝谏。
这首诗，开始写的动机就是爱情，与讽谏无关。
元和元年，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谈起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所以《长恨歌》实际上就是游玩有感，但是白居易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流传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完成了这篇宏大精美的作品。而且文人们也不是傻子，不但避重就轻地简略带过最容易让当权者反感的对皇帝的谴责，反而大加歌颂，将失德乱世的李隆基浓墨重彩地修饰成为用情专深的情种。这种春秋笔法既符合了老百姓喜欢看曲折爱情故事的眼光，同样得到了皇室的认证。
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