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咱们古代的补习机构那是相当发达，到了北宋时期包括岳麓、白鹿洞、嵩阳等大大小小的书院都应运而生，光北宋时期书院就多达七百多所！这些书院除了对考生们进行辅导外还好专门编纂了针对科考的模板教材，由于北宋考试中涉及到策问（也就是时政题，如果国家遇到了什么情况该如何处理这种），所以书院也会准备好一些“年度的热点问题”，比如说灾害啦，粮食啦，外交啦等等供学生们背诵默写。
而且书院还精心邀请了名师前来传授考试技巧，比如说退休回乡的举人、进士和著名的学者，比如欧阳修、朱熹等大儒都曾经给书院的学生们上过课。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书院更是呈现出爆炸的情况，各类书院达到了一千多所！这些书院高薪聘请名师精心编写标准的八股范文训练学生，总之就是一个目的：多考上一个是一个！所以作为一个封建时期的考生您完全不用担心科考材料的匮乏，学院会为你提供各色科考指南和考试心得。
也许书院们一开始的目的是好的，在培养考生们文学、知识、治国素养的同时保证应试，但很快功利成为了学院办学的主要目标，毕竟再怎么说考上了才是硬道理！所以书院、书店开始大规模的印刷科举的应试材料，读书，不再是养吾浩然之气，而是为了考上。而各种各样的龌龊事儿就发生了。
《儒林外史》里就辛辣的指出了卖科举材料的所谓“大师”的嘴脸，儒林外史中八股文选家一共有六七位非常有名的，马纯上先生虽然迂腐但也算是公认的江南大儒（马先生是读书读的脑子僵掉了，但学问和人品都没的说），他精编的《历科程墨持运》可是畅销大江南北的优秀选本，而这自然引起了其他同行的嫉妒和怨恨（毕竟马先生的选本买的好直接影响到了自家印刷选本的销量），于是同为选家的卫体善和隋岑庵就恶意攻击马纯上，说他把科举材料给搞坏了，言下之意就是我编的才是最好的，你们快来购买呀！但实际上这两人压根就没有什么才学，不过是在文艺界装装逼混口饭吃而已，可想而知他们选出来的文章自然也不咋地！
这两人虽然能力不行但起码肚子里还有二两墨水，另一个选家匡超人可就完全是个混子，匡超人因为和知县搭上了关系，并且认识马纯上先生所以也成为了八股文的选家，并且吹嘘说自己印刷了95本关于八股文的选本，人人抢着购买，而且那些读书人还感激自己，在书案上还给自己立了个牌位“先儒匡超人之神位”，实际上读书浅薄不学无术的匡超人哪里知道这先儒是死人的意思！他还洋洋得意的拿出来显摆！考生们用了这些无良卖家印刷的科考材料考出来如何呢？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而科举末期也严重的僵化了国人的思想，读书人不再钻研学问而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怎么把八股文写好，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结束后日本人高杉晋作曾经访问上海，结果看到上海的书店几乎卖的全部都是些科举辅导的教材，而关于其他国家、世界大势、军事农林等书籍一概全无，他不禁感慨中国人已经沦落如此！中国并不缺少开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所编著的《海国图志》就流传到了日本，高杉晋作曾经阅读并感慨万分，但在书店里却一本也看不到，可见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度早已经腐朽不堪，而通过这样的科举机构培训出来的所谓“人才”又哪里能够救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