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了一句千古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励志的一句话，没有之一。
陈胜的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农民站起来反抗腐朽封建王朝，而纵观古代诸多王朝，只有宋朝既基本符合大一统中原王朝标准，又始终没有爆发能损毁王朝根基的造反起义活动，直白点说就是没有平民造反成功，直接威胁到皇帝的位置。
那么宋朝和其他朝代相比，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实际上，宋朝起义是很频繁的，北宋时期160多年里发生大大小小起义203次，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等人就不用说了。
史料记载，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金人去潭州（原长沙郡，包括现今湖南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群盗乃大起”，湖南起义军首领钟相、杨么为了抗击打了败仗、沿路抢劫的宋朝溃军而聚众起义，响应者很多，但仅仅6年之后起义便彻底失败，这其中还有岳飞的功劳。
而北宋和南宋加起来一共历经319年，这319年起义历史虽然点燃了施耐庵的灵感，让他写出了最传奇最热血的起义文学巨著《水浒传》，却始终没能彻底撼动宋朝统治。宋朝造反难在何处？恐怕要归功于宋朝的皇帝太狡猾。
宋朝建立者赵匡胤是因为公元960年那场“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宋朝之前的唐朝之所以灭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朝廷辖制不了各地的节度使（军阀），赵匡胤行伍出身，打了多年仗，对武将能力一清二楚，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刚登基不久，他便来了一出杯酒释兵权。
但赵匡胤还做了一件事：改革军制。枢密院可以调兵，却不能统兵，而将帅在战争时可以统兵，却不能调兵权，宋朝的军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宋朝的将领“不得专其兵”，赵匡胤将兵权捏得死死的，尤其是禁军、厢兵、乡兵、蕃兵4种军队之中的主力禁军调配作战权力都属于皇帝。
制约武将的还有文臣。宋朝以“重文轻武”著称，苏东坡差点因为乌台诗案掉脑袋，就因为他属于文人士大夫，保住一条性命，而宋朝整个框架就是重内轻外的，打从赵匡胤时代起就唯恐哪个武将跳出来谋逆，相反给予士人地位，就算要有大规模农民起义，没有士人参与的话一群文盲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重内除了防范武将还有其他特色，比如用厢军减轻徭役，对土地控制松一些，工商业发展又让民众不需要过度依赖土地，毕竟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像梁山起义那样聚众造反的活动也聚不起来，宋朝的各项制度分去了一部分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
而宋朝的军队向来就以“多而不精”著称，对外，比如抗击金兵时募集的饥民军队，其实和为了吃口饭而到处抢劫的土匪没区别，还能逼得真正安生过日子的民众忍无可忍起义。宋朝的冗兵现象对外不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对外。
宋江、方腊起义，一个爆发于山东梁山泊，一个爆发于浙江，北方的规模比不上南方，其中原因就有南方经济发达程度更高。
《续资治通鉴长编》讲“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一定规模的起义爆发要满足活不下去的民众数量够多而且口号喊得够响亮；而起义发生后能持续的时间长，效果好，又要满足资源补给跟得上、首领要有文化和长远的眼光，这些所需条件早就被宋朝的皇帝考虑到，并且对此进行了积极的“防患于未然”。
宋朝对外能不打就不打，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这种东西由上而下甚至影响了起义军的心理，对安宁的强烈向往弥漫在宋朝庙堂民间，宋江接受招安，无非也是不愿常年缩在山上当草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不肯走绝，民间造反实力不足，武将藩王又都早早被严格控制了造反可能性，这是宋朝造反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