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改革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改革往往就是对现有利益阶级挥起屠刀。这时候，动作越大，反弹也越强烈。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中，能够进行深入改革的人，下场都不太好。
张居正，死后被撤销了所有的官爵和封号，家产被查抄，甚至被万历掘坟鞭尸，所有的改革都被废止。
图注：王安石剧照
王安石，神宗去世后新法尽废，因为改革而“亲友尽成政敌，傍怨集于一身”，最后郁郁而终。
商鞅，结局不用多说，被五马分尸，举国拍手称赞；但有趣的是，商鞅虽死，其政仍在执行，并且由于商鞅之政，才能使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图注：商鞅剧照
既然其政能得以执行，为什么史书中对商鞅的评价都如此苛刻？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这是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太史公认为商鞅：其一刻薄浮夸；其二宠魅太监而得势；其三滥用刑法，手段欺诈，少恩。为什么司马迁会用如此苛责的话语评价一位让国家强大的改革家呢？
其实这仅仅是太史公对商鞅本人的评价罢了，对于其政，他也书写商鞅变革的功绩。
《史记·商君列传》：“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史记·秦始皇本纪·过秦论》：”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鬬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虽是贾谊所著，但仍记于史记之中，可见太史公是承认这句话的）
其实不论秦汉，对商鞅变革使秦变强基本都是承认的。
《孟子荀卿列传》：“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货殖传》：“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但是这仅仅是承认商鞅之法使秦国强大而已，其具体做法无论是在儒家亦或其他学派眼中，都是极为暴戾严刑的。
其一是商鞅之法毁周礼，好肉刑。
在商鞅之前，士人讲究刑不上大夫，此为周礼。商鞅对公子虔，公孙贾这些贵族使用肉刑，自然是毁坏周礼的表现，这对于一心想要恢复三代之治的儒家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董仲舒传》：“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图注：肉刑
其他学派如道家讲究顺应天时人和，此等肉刑也是违反天理的表现；墨家更是不用多说，讲究兼爱非攻，秦国的一切在墨家看来都是恶劣的。而太史公自身也身受肉刑，自然是对肉刑极为痛恨。《汉书.贾谊传》：“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其二是汉代”过秦“大背景
汉代是推翻秦而建立，自然对秦政要进行相应的批判与反思。《汉书.五行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从刘邦约法三章后，萧何增为九章，皆是汉初改秦严法的大势。
图注：萧何与刘邦剧照
且汉初采用黄老无为而治之术修生养息，武帝之时采用儒家学说。这两种学说都时极力反对法家的学派，导致整个汉代思潮都是以批评秦为主。
其三是《史记》之时代激变
司马迁身处武帝世代，正是从“无为”到“有为”，甚至过度作为的时期。
汉初高祖得天下之后，天下大敝，为了使百姓休养生息，从孝惠到景帝，都采用“无为”而治之策；除了边境虽有冲突，以及七国之乱外基本没有大战争。此时天下太平，百姓仓廪实衣食足，史称“文景之治”。
但到了武帝，年少而好武，为了一血匈奴之耻，连年发动对外战争，虽然极大得扩张了大汉边疆，但也耗费高昂；同时武帝自身也奢靡铺张，好大喜功，使得“文景之治”多年的积累被挥霍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