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之言史者，有不惜去统而弃正者矣，有不惜以自己之文化接他人之统者矣。“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而降者，道不可以籍也。”（《古史钩沉论四》）此龚定庵所以嗟叹唏嘘不能自已者也。反观过去郑思肖、方孝孺辈，其所争取者，一本乎正义之真是非，而非一时相对之是非，不特不屈服于某种政治之下，且不屈服于已成历史之前，其见识伟矣，其人格夐矣，此诚“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之暂，夺此之常”（姚鼐《方正学祠重修建记》）。历史之真是非，正在其常，而非一时之是非所可夺也。
又龚定庵论大一统为太平世事，以为“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不知《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故诗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七》），是在太平世，混一车书，王者无外，夷夏之防，已消弭于无形矣。历来持正统论者，每局于夷夏之辨；此在偏安之世则然，若大一统局面下，则地既无疆，天亦无外，《公羊》以当太平世，《大学》以论平天下，可谓涵盖乾坤气象。汤因比谓中国向来就是世界国家，今尚存于世。盖中国自周、秦以后，即本天下观念以看历史，视历史为一整体，与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见解颇相似。以世界眼光来看历史，从过去人事觅得共同规律以为行动之借鉴。故中国史家自来即富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豁达心胸。汤因比晚年定论始确论史家须从历史成败获得猛省，历史如仅为描述而缺乏道德批评，则不成为史学。顾此义在中国早成为家常便饭，历代正统论即贯彻此一主张之史学观点者也。
自韩愈《原道》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再传至汤、文、武、周公、孔、孟，儒家道统承传之说于焉确立。陈寅恪氏以为韩氏建立道统，表面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乃受新禅宗教外传灯说所造成（《论韩愈》），惟证据未充。朱子《中庸章句序》屡言：“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而以“允执厥中”为尧、舜、禹之所传授，以子思上接道统之传，彼于道统再三致意，故宋人喜言之。宋季文及翁（字时举，绵竹人，理宗时进士）著《道统图后跋》，称“有作《道统图》上彻宸览者，以艺祖皇帝续伏羲、尧、舜、禹、汤、文、武之传，以濂溪周元公续周、孔、曾、思、孟之传”（《宋代蜀文辑存》卷九十四），是宋人之《道统图》且以艺祖接伏羲之统，此乃出于政治上之渲染，殊属无谓。明杨维桢始以道统配合治统，道统观念弥为人所重视。清初刁包著《斯文正统》，其书为纂文总集，此则以正统观念侵入于文学之领域矣。惟袁枚颇非道统，其言曰：“夫道无统也，若大路然。……然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统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广而忽狭之，陋矣！”（《文集》卷十七《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梁廷柟以为天下有正统而无道统。平情而论，宋儒道统之说只限于极少数人之传授，有时不免标榜，未见为大公之论，难怪简斋之非议也。
太史公《自序》云：“《春秋》明是非，故长于治人。”此说实本之董生（见《春秋繁露俞序》）。历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中于正（Justice），故史家秉笔必据正立论，《易家人》正位于内，《大学》言正心，《春秋》主拨乱反正，均从正字出发。《春秋》书元年，所以慎始。《大戴礼保傅》引《易》云：“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正其本实为史之首务。贾子《胎教篇》申言“《春秋》之元，《诗》之《关睢》，《礼》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前此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起），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说苑建本》）章太炎因谓“人君始立，人必观其始政，其贤者则于改元之始，悉取前人秕政，下诏捐除……”，即以慎始说元之义者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二上）。慎始盖所以正之，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尤重于统，自古以来已视为天经地义。故史家任务，要必折中于正。Reinhold Niebuhr从神学观点以论史学，而提出moraljudgment are executed in history一意，且云必须gives meaningto history，此即孔子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历史于事与文之外，大有事在，即义是矣。或谓此所谓义，即《史记》所谓“制义法”，非也。（按，义法重在作史之法例，取义浅狭，不足以语此。）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评。历史之秤是谓之正。正者亦犹埃及人之maat，于义同符；正统之“正”，其时义诚大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