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说，其理论之主要根据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唐人自王勃以后，《五行应运历》、《正闰位历》等书，以至宋初宋庠之《纪元通谱》，皆属此一系统，宋儒则深辟其谬，惟《唐书王勃传》但存其端倪而已。另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皇甫湜揭“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公继之，标“居正”、“一统”二义。由是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渐离公羊之本旨。然对后来影响至大。温公谓：“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东坡谓：“正统云者，犹曰有天下云尔。”（明徐一夔引此说）皆从空间立论。此一义后来且影响及于实际行动。元世祖之灭宋，即由此一观念所策动。《元史刘整传》云：
至元四年（1338）十一月，（整）入朝……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世祖曰：“朕意决矣！”
故元之有宋，即为争取正统，此正统即大一统之意也。
宋代《春秋》之学，北宋重尊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可见之），南宋重攘夷（胡安国著《春秋传》可见之。《宋史儒林传》云：“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安国］潜心是书二十余年……”）。尊王，故张大大一统之说，此欧公正统论之得于《春秋》者在此也。元世以夷狄入主中国，其言正统者，亦只能援大一统一说以立论。至明方孝孺始置夷狄之统于变统，则庶几攘夷之义，与皇甫湜之不帝元魏（亦如昌黎之辟佛，基于夷夏观念）之说相呼应，此亦取之《春秋》以立义者也。胡翰《正纪论》至责唐太宗以夷狄自处，汨地之纪，莫若刘渊。胡氏为明初始倡夷夏内外之辨者，方氏之重视夷狄问题，显受其启发耳。
依春秋褒贬之例以论史，则发生史实与道德关联问题，正统说诸家立场各有不同。其重实而轻名，但以史实为鉴戒，不惜减轻道德观念者，欧阳修、司马光是也。其兼顾名实，而决不肯放弃道德观念，以致建立二元说者，章望之（分正统与霸统）、方孝孺（分正统与变统）是也。其纯以《春秋》书法为褒贬者，则朱子一人而已。
《春秋》言“统”之义，原本于时间，即继承以前之系绪之谓。为正闰之说者，其争论焦点，即在于承接之间是否为正与不正之问题。故保持正统，可以放弃若干被认为闰位，而遥接远代，为“超代”之论，皇甫湜即主此一说也。或以为统之承受，应加抉择，杨维桢主张元统宜接宋，而不可接辽、金，此又一说也。凡此种种，皆正统论所执不同之立场与原则，略为疏说，以见其概焉。
自汉以来，史家致力于正统问题之探讨；表面观之，似是重床叠层，细察则精义纷披，理而董之，正可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欧公、温公所以不为人谅解，由于仍屈服于史局之下。故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而私家之史，所以不断述作，不惜重撰，且亦为人所重视，职是故也。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1）不受史局之约束；（2）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3）有超时空限制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也。
章学诚《文德篇》主张“论古必恕”，谓作史者须为古人设身处地（《文史通义内篇》）。然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决不可徇史以迁德。史家眼中对于帝王（统治者）仅视作历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评判。记叙史事而无是非之辨，则何贵乎有史？此义郑思肖于《心史古今正统大论》中已有淋漓尽致之发挥；实斋之说，婉而未当。
近东古史，其纪录多为胜利者之自我表扬，如波斯最高王者，动辄自称为万王之王，如是之历史纪录，仅为胜利者服务。中国则不然，“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离骚》）；“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天问》），此屈原之历史观也。楚先王公卿祠庙，图绘天地贤圣怪物行事，所以存鉴戒。此事渊源甚远，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见《殷本纪集解》引）以人主分为九等，自授君以下，均致贬词，且图绘其形以丑之。《广川画跋》有《九主图》。《九主》此书残帙，近日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参《文物》1974年第11期），见于《老子》甲本《佚书》中。伊尹论过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又陈夏桀氏之失，足见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不容忽视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