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
张璁在自己的文章和行为中展现了自己以人为本的政治抱负，这对当时深受杨廷和逼迫的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提供了很好的反驳，从而张璁也受得嘉靖皇帝的信服和重用。
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之初便积极任用新的大臣，在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势力横行中，培养出了一股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在朝堂上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使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之初没有太过被动，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以张璁为首的属于嘉靖皇帝的新势力也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嘉靖皇帝提高了其政治地位，收回了一部分政治权力。
2. 重组内阁，削弱内阁的权力，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在“大礼议”之前，其权力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内阁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杨廷和内阁带领官僚行政系统在“大礼议”中与世宗皇帝争礼。然而，伴随着议礼的过程，内阁权力以嘉靖三年杨廷和的离任为转折点，相对于皇权由强变弱，而皇权却由弱到强。
由此，正嘉之际形成的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使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不同的权力阶层有了不同的发展趋势。阁臣之间争权夺利，不能和衷共济。
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权力削弱，此种体势一直延续到明亡。 在另一方面，内阁相对于行政系统，权力则保持着以前的发展态势继续增大。但由于内阁始终不是制度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对部权之侵引起部院的不满。
3. 恢复廷筵制度，积极与大臣交流，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世宗早年在兴献王府时，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儒学功底十分深厚，杨一清曾言:
“臣窃闻陛下在藩邸时，恭穆献皇帝专教之读书，令纪善、伴读等诵说经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愉人俱不得在侧。”
因受到大礼议的影响，世宗在议礼前期对经筵日讲活动态度消极，而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礼议以来，胜利的世宗也开始改变他的经筵态度。
嘉靖四年十月，给事中郑一鹏上疏论经筵三事，于疏中言：“功贵有恒，昔敬皇帝御经筵至十二月乃智辍，今率十月而辍，时未甚寒，愿少留圣心。''
郑一鹏的建言得到了世宗皇帝的肯定，并开始渐渐恢复正常的讲筵活动，正因为之前世宗太长时间不御经筵。出现嘉靖五年十月的一次经筵中八百 多名官员失朝的现象。“王申，上御经筵，展书官翰林院编修孙承恩以疾不至。具疏引罪，命宥之，停俸一月。是日失朝者八百余人，命俱宥之。”
今后的一- 段时间里，世宗对经筵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加强自身的学习，陆深担任讲官时曾亲眼目睹世宗此时勤御经筵的状况，他说：“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本旨暂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举行，今岁实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学也。”
世宗的勤学还表现在他对经典孜孜不倦的阅读上，不仅积极出席讲筵，对经史学习执着而热忱，经常阅读经典的著作，有疑则问，向资深的阁臣、讲官进行咨询。
此时阁臣、讲官们便根据自已对经史文义的熟练程度来解答世宗的问题，阁臣杨一清就曾作为世宗信任的老臣，回答了诸多世宗在经史学习方面提出的疑间。
比如世宗阅读《说苑》至《晋襄公薨篇)时，怀疑“长君立”以下二句是穆赢对宜子的言语，于是询问杨一清文中是不是缺了“赢曰”二字。
再如世宗阅读到欧阳修对《尚书·武城篇》的注释时，认为欧阳修对《六经》有羽翼之功，于是提及之前费宏不赞同欧阳修从祀孔庙一事，并就此咨询杨一清的看法。
大礼议前期的经筵，很多时候都与世宗追尊生父名号的论争相关联，君臣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但随着杨廷和等阁臣的离职及杨延和的相护者遭到打压之后，大礼议后期友好的君臣关系逐步建立起来。费宏、杨一清等武宗旧臣受到世宗的重用、优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