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有些不合乎礼孝之法并且有点难为人情的提议，嘉靖皇帝认为如果这么做的话是对亲情的背叛，是对自古以来孝文化的偏离，并且他觉得这个提议也非常违背常理，于是便断然拒绝，同时以自己退皇帝位来表达自己对这个提议的极其不满，同时表达自己拒绝意思的坚定。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当时已被录为进士但是没有直接当官的张璁写了一篇奏文给嘉靖皇帝表示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知道了现在朝廷上议论说皇上入嗣接替武宗做了皇上，应该把孝宗皇帝当作自己的父亲，改口称兴献王做自己的叔父，称兴献王妃做自己的叔母的事情，这未免和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一样过于拘泥固执，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
十一月二十五日，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
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
张璁在自己的文章和行为中展现了自己以人为本的政治抱负，这对当时深受杨廷和逼迫的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提供了很好的反驳，从而张璁也受得嘉靖皇帝的信服和重用。
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之初便积极任用新的大臣，在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势力横行中，培养出了一股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在朝堂上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使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之初没有太过被动，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以张璁为首的属于嘉靖皇帝的新势力也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嘉靖皇帝提高了其政治地位，收回了一部分政治权力。
2. 重组内阁，削弱内阁的权力，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在“大礼议”之前，其权力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内阁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杨廷和内阁带领官僚行政系统在“大礼议”中与世宗皇帝争礼。然而，伴随着议礼的过程，内阁权力以嘉靖三年杨廷和的离任为转折点，相对于皇权由强变弱，而皇权却由弱到强。
由此，正嘉之际形成的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使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不同的权力阶层有了不同的发展趋势。阁臣之间争权夺利，不能和衷共济。
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权力削弱，此种体势一直延续到明亡。 在另一方面，内阁相对于行政系统，权力则保持着以前的发展态势继续增大。但由于内阁始终不是制度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对部权之侵引起部院的不满。
3. 恢复廷筵制度，积极与大臣交流，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世宗早年在兴献王府时，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儒学功底十分深厚，杨一清曾言:
“臣窃闻陛下在藩邸时，恭穆献皇帝专教之读书，令纪善、伴读等诵说经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愉人俱不得在侧。”
因受到大礼议的影响，世宗在议礼前期对经筵日讲活动态度消极，而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礼议以来，胜利的世宗也开始改变他的经筵态度。
嘉靖四年十月，给事中郑一鹏上疏论经筵三事，于疏中言：“功贵有恒，昔敬皇帝御经筵至十二月乃智辍，今率十月而辍，时未甚寒，愿少留圣心。''
郑一鹏的建言得到了世宗皇帝的肯定，并开始渐渐恢复正常的讲筵活动，正因为之前世宗太长时间不御经筵。出现嘉靖五年十月的一次经筵中八百 多名官员失朝的现象。“王申，上御经筵，展书官翰林院编修孙承恩以疾不至。具疏引罪，命宥之，停俸一月。是日失朝者八百余人，命俱宥之。”
今后的一- 段时间里，世宗对经筵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加强自身的学习，陆深担任讲官时曾亲眼目睹世宗此时勤御经筵的状况，他说：“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本旨暂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举行，今岁实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学也。”
世宗的勤学还表现在他对经典孜孜不倦的阅读上，不仅积极出席讲筵，对经史学习执着而热忱，经常阅读经典的著作，有疑则问，向资深的阁臣、讲官进行咨询。
此时阁臣、讲官们便根据自已对经史文义的熟练程度来解答世宗的问题，阁臣杨一清就曾作为世宗信任的老臣，回答了诸多世宗在经史学习方面提出的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