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目标，甚至是议论朝政参考的对象。
《史记》传入朝鲜半岛
司马迁的《史记》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学著作，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世子侍讲、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史记》是必读书籍。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廷也举行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大臣往往借讲史之际，联系现实政治，提出参考建议，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时期，领事鱼世谦对国王说：“进讲《史记》，欲观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恶也。”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同时，朝鲜还从《史记》中编选了许多著作，而以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的《史记英选》最为引人注目，其内容选自《史记》。此书虽为史抄之书，但出自朝鲜国王正祖御定，长期为其宣教所用，此后更被奉为经典，指令群臣朗读背诵，充分体现了此书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记》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史记》之创作规制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
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乃编年与纪传二体。在讨论纪传体时，都首先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开创之功，后世纪传体史书都遵循司马迁所创设的规制。“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这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学人就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乃是“迁、固之遗”，完全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
《史记》传入日本 是重要的教科书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正是他们把《史记》带回了日本，这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史记》传入日本后，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过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604年，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思想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其“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