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以后,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反应大不相同,谁爱国一目了然

2020-11-03 16:03:42 作者: 火烧圆明园以

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欧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清咸丰六年,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英法两国组成联军,炮轰广州,正式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紧逼北京,一心想着“醇酒妇人”的咸丰皇帝身为一国之君,非但没有积极备战、抵御外辱,反而慌忙带着自己的后宫妃嫔逃窜至承德避暑山庄,临行之际甚至还没忘了“命人携鹿以行”。

京城能丢、大清国能丢,但保证朕“醇酒妇人”的鹿血可不能丢!

有君如此,清朝焉能不亡!

咸丰十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经过疯狂地抢掠后,这座“万园之园”、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的艺术瑰宝被付之一炬。

咸丰十年,被后世誉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尚未形成气候。此时的李鸿章尚在曾国藩的幕府,张之洞仍在忙着参加科举考试,唯有曾国藩已实任“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左宗棠也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赞襄军务。

也就是说,圆明园被英法强盗毁坏的咸丰十年,“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中仅有曾国藩和左宗棠才算是“食君禄,受国恩、忠君事”的大清官员。

那么,火烧圆明园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何种态度呢?曾国藩的态度‍

根据《曾国藩传》的记载,圆明园被烧一年以后的同治元年,曾国藩曾在笔记中对此事给出过自己的看法: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英法联军虽然火烧了圆明园,但这只是“小事”,毕竟人家并没有毁掉我大清的“宗庙社稷”;更何况,人家现在还帮着我们进攻太平军。攻占北京时的“手下留情”和进攻太平军的“倾力相助”,洋人还是“有德于我”。我们不应该怨恨人家火烧圆明园这等“小过”,而是因为感恩于人家的“大恩”。

这就是被后世评价为“国人精神之典范”的曾公?就是“文足安邦,武能御侮”的一代完人?就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不偏不倚、不黑不洗地说,仅就曾国藩对待火烧圆明园的态度来看,他甚至连个中国人都不算!(评价有点偏激,看官们可以尽情反驳)

“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做法,向来被曾国藩所不齿,但这啪啪打脸的言论和在“天津教案”中的具体表现,也难怪曾国藩会被湖南乡绅公议“削去名籍”,不再承认其湖南人的身份;也难怪时人会“加卖国贼之徽号于国藩,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了解完曾国藩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下左公宗棠对待“火烧圆明园”的态度。左宗棠的态度

咸丰十年,左宗棠只是一个领着“四品京堂候补”的军务参赞,一个等待官缺的空头厅级干部。据史料记载,闻听圆明园被毁后,左宗棠“悲愤不已,不得安眠”。只不过,当时的左宗棠毕竟人微言轻,没人在乎他的态度,只是这颗仇恨的种子自此埋下。

光绪七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了同洋人打交道的仕途生涯。此时的左宗棠再也不是20年前的“四品候补”,而是“豪迈之气,俯仰一世”,让国人敬佩、洋人胆寒的强硬派代表。

我们以两个具体事例,说明一下左宗棠当时的影响力:

1、光绪七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期间,沙俄步步紧逼,甚至陈兵京畿沿海,意图谋取更大的利益。在此关键时刻,清廷急召左宗棠入京,沙俄便开始担心中俄会全面决裂,只得让步,同意签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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