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强制推行一系列全面改革鲜卑旧制的政策，这些措施反而加剧了北方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孝文帝迁都后重文治，轻武治，在洛阳急速推行全面改革的政策，虽然成功地将鲜卑统治阶级与汉族士族结合，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南迁洛阳的鲜卑统治集团和留守北边的鲜卑族人的疏离和对立，这种汉族化和鲜卑化的对抗与阶级矛盾、阶层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六镇起义。
《读史方舆纪要》中便记载了六镇不满北魏孝文帝改革，进而起义对抗朝廷一事："晋永嘉中，拓跋猗卢与并州牧刘琨求陉北地，得之，日益盛强，后遂建都于此，蚕食邻方，并有中夏。及六镇之乱，魏以覆亡。"
孝文帝激进的、强制性的全面改革，遭到了改革保守派和中间派的反对。从一定角度看，在改革过程中忽视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和优势，忽略军事建设和本民族善战尚武精神的传承和教育，间接导致统治阶层面对军事叛乱时毫无抵御之力，溃不成军。
三、拉拢豪强，门阀制度导致北魏统治阶级阶层固化并日益腐化
孝文帝为了稳固在中原的统治，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沿用了汉族晋代时期的门阀制度。他定族姓，使鲜卑贵族门阀化，但是，门阀制度的负面作用也迅速显现。首先，鲜卑贵族在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物质财富后，沾染了腐败作风，迅速成为一个腐化堕落的统治集团，逐渐丧失了经世治国、领军打仗的能力。
其次，定族姓和门阀制度只惠及南迁洛阳的贵族官员，镇守北方边镇的将士和贵族与此无缘，甚至因为武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升迁无望。腐朽落后的门阀制度带来的是阶级固化，本已"贱化"的军人阶层，失去了上升空间和渠道。孝文帝仅将融入门阀制度的鲜卑八族改了姓，对丁零人等少民仍保留部落制度，并未改姓，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而六镇鲜卑军人无论立多大战功，由于孝文帝重姓族门第政策的原因，一直被排斥在门阀之外。
《北史》中记载："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
门阀制度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影响激化了阶级矛盾。受排挤与边缘化的北镇军人、受压迫剥削的底层人民与北魏高层政权的矛盾在后期北魏朝堂官吏腐败横行之时迅速爆发。六镇起义与河阴之乱，这两场摧毁北魏统治根基的大动荡，实质上是统治阶层内部长期以来矛盾斗争的总爆发。两次叛乱都具有胡化的倾向，这两次叛乱为北魏政权掘下了坟墓。
结语
"全盘汉化"的改革，一个方面上使得使得鲜卑族由原本的游牧生活，过渡到了农耕文明，无疑是一种进步，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荒地的大规模开垦，无疑是扩大了耕地的面积，进而使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另一个方面，全盘汉化的改革，还缓和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鲜卑族的汉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与政权统治。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三个方面。对于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推动了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的统一，生产方式上逐渐以农耕为主、思想文化也向儒学学习，客观上推动了鲜卑统治的封建化进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符合历史的进程。
不过，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虽然加速了北魏政权灭亡，但北魏政权灭亡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孝文帝全面向汉族学习改革带来的矛盾，而是没有处理好改革造成的阶级矛盾、阶层分化的问题，改革措施过于剧烈和彻底，顾此失彼，而孝文帝之后的继任者也没能继续调整和完善改革措施，导致北魏政权的衰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