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样“关起来门来”的热闹里，古代中国的城市经济，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峰时突破百万，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万，且“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放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人口不过五万人。1469年的德国汉堡，首饰工匠只有12人，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比如明代时同样达到百分人口“体量”的北京城，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而且“四方奇珍云集”，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大量外流务工，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高速的流动背后，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了古代中国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属于古人主动建造。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就以宋代为例，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原本临时的集市，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个小市镇，南宋变“临安”后，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增加，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勃兴，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瓷器棉布卖火全世界，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单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三个县，“名下”在明代时，就增加了二十多个小镇。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镇更是增加了百多个。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就是起于那时。
同样是发达的交通运输与经济流动，让很多“小镇”的规模，也是滚雪球般扩大。典型就是著名的景德镇——明清时代的景德镇，虽然挂着“镇”的名号，但“工匠人夫不下十万”，且“终岁烟火相望”，凭着火热的瓷器贸易和周边“大城市”的繁荣经济，景德镇在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人口一度到达25万，与汉口、朱仙镇、佛山齐名，公认当时中国“四大镇”。
这样的繁华，就是在古代城门的“开闭”之间，默默到达高峰，繁华景象留下的遗迹，今天常在史册里叫人叹为观止，其背后深藏的，却是开放与流动，对于国民经济永远不过时的意义。
参考资料：《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苏松棉布业市镇的兴衰》、《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华交通史》、《世界上下五千年》、《南宋杭州的城市经济》、《浅谈唐代城市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