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的几百年间，由于政权跌宕，整个社会陷入了战火连绵，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泥潭。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士人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其中两晋士风差异尤为明显。在两晋间，士大夫之人生态度经历了从东晋士人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心态到西晋士人纵欲享乐的玄学心态的转变。
从东汉后期开始，士人对于政权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晋宦官外戚专权严重，大一统面临崩溃，士大夫在抗击宦官，维护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士大夫往往胸怀报国大志，雄心勃勃欲重振朝纲。
然而朝廷自身的腐败愈发严重，至西晋已江河日下。朝廷的腐败加剧了对士人的迫害，士人和朝廷的矛盾也面临大爆发，士人在心理上对大一统政权已不再眷恋。这种悲哀心态导致西晋士人放弃对天下的胸怀和报复，转而走向个体的享乐逍遥。
形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既有政权腐败之因，又是儒学暂时下台和玄学在西晋广泛传播的结果。
一、两晋朝廷腐败，士人得不到重视，转而走向享乐和放纵
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名实》中说：“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逐渐崩溃的政权之下，士大夫坚守自身品德，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心态。
然而，注定无法施展抱负使两晋士人只能立足自身，看自己看得久了，也从东晋的“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西晋之自私自利、纵情享乐的奢靡之风。
1、政治理想的破灭引发了物欲纵横、自私自利的士风
此时士人之一种重要心态，便是嗜利如命，不论是爱财聚敛而挥霍纵欲，还是爱财聚敛而守财吝啬，都同样表现出来一种毫不掩饰的坦然心态，它与潇洒风姿、与纵酒傲诞、与谈玄说理，具有同等的意义。整个社会的思潮已经由任自然发展到情欲物欲恶性膨胀的程度。
而另一种士人心态则是自私求全。集潇洒风流与浓重机心于一身，这才是晋人的历史真实的面貌。士之自全心理表现于行为上是不应知世务，在职而不尽责，于牵涉个人安危之关键时刻，宁舍是非而依违两可。
生活上，则是求放任以自适，于潇洒风流或纵欲放诞中享受生之乐趣。此时士人心态之另一特色，便是求纵情以自适和求名。求纵情以自适，是从放诞生活中得到感情欲望的满足。正始士人纵欲任情，主要表现在纵酒，不拘礼法，如居丧饮酒食肉，等等。个别人如阮籍、刘伶，脱衣裸形以求享乐。
2、朝纲紊乱使士人眼光转向山水，好求虚名
西晋的纵欲之风更甚。西晋士人的另一心态，便是强烈的求名心理。求名之一方式，便是清谈。西晋清谈，已与正始谈玄有别。正始谈玄，主要目的，在于玄学义理的探讨，而西晋清淡，除义理探讨外，已逐渐转向审美。
清谈重声调抑扬，重旨远，注意修辞，可以看作是西晋清谈对正式正式清谈的一种发展，一种朝着审美方向的发展。
山水审美的契入，士人享乐生活与人物品评中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为此时土人的心态和人格描绘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既高雅又庸俗，是高雅与庸俗的怪异的统一。他们希望得到物欲与情欲的极大满足，又希望得到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
他们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知世务结合起来．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出世，是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入世，是寻找物质上的满足。
二、儒学颓败、玄学兴起——士人心态由心系国家到自私自利
东晋时期，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仍是社会的主流。当时虽有以“狂放恣肆、雄浑刚健”著称的魏晋风骨，比前代儒家士人多了一股“洒脱气”，但东晋士人仍遵从以儒家礼义塑造人格的传统要求。东晋士人重忠孝仁义，在世风流弊之时固守儒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