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时，白求恩的同事们觉得他不好相处，处事风格雷厉风行，性格存在缺陷，但这些问题，在与中国军民的交往中从未遇到过。
董越千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白求恩和此人磨合的很好。
有董越千的协助，白求恩上任之初的第一周，就检查了521名伤员，一个月内完成手术147例。
他对病患很好。
某天夜里，有一位伤员导尿管漏尿，弄湿了被褥，军医们想要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伤员，伤员一直推脱。
白求恩听说了这事，赶紧带着翻译，拿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去了医院，帮伤员换好导尿管后，把被子盖在了伤员身上，说，不要争了，天快亮了，睡吧。
1938年11月15日，左齐第一次率部与日军作战被打中右上臂，白求恩为其做截肢手术，术后每日为他清洗伤口、换药，还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小瓶磺胺为他疗伤，左齐才能够捡回一条命。
1939年10月29日，彭清云在五台山阻击日军，右肘关节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因治疗不及时，致右手动脉血管破裂，好在白求恩及时为他输血，做手术切除了坏死的胳膊，才把彭清云从鬼门关拉回来。
1939年11月1日，白求恩不顾劝阻，抢救了一名患有外科烈性传染病——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
在此之前，他在一次手术中刺破了左手手指，这次手术，手套又不慎被刺破，导致病毒侵入。
11天的时间，白求恩病危，转为败血症，任医院如何救治，都无力回天，最终牺牲。
可能，看到这里，你会觉得有些突然，但在当时，这种突然带给聂荣臻和其他战士的冲击更大，不少人短期内难以接受这一噩耗。
从1938年6月到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中国共计待了一年半，除了在医院做手术，就是在病房照看伤员，要么就是在军区营地巡视，看有没有需要救治的干部。
其余的时间，他留给了创作，写报告、信件、演讲稿、新闻稿、短篇小说，并寄到自己的故乡加拿大发表，或是寄往美国、英国，让国际知晓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毅力。
据资料显示，白求恩曾创造了69个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相当于三天三夜没合眼。
弥留之际，他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
信中提到了与他一同战斗生活的红军军医叶青山、江一真、林金亮，感谢了千百万的同志们，他说在中国的这段日子，他很快乐。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将生命定格在了49岁。
叶青山回忆录中提及：“清晨5时20分，在这安静的黎明，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勇敢、热情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的白求恩大夫，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
原本，他没有此番抱负，在故乡安大略省北部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当一名薪酬不菲的私人医生即可。
原本，他一天24小时，不管来的是不是认识的人，都可以拿着威士忌，举杯痛饮喝得大醉，睡他到日晒三竿。
原本，他过得日子就很小资，做点小买卖，到处周游也不为过。
但他就是特立独行，选择了入党，便与平淡无奇的一生挥手告了别。
这让我想到了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条小路上，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不为高额回报，不为增长医术，白求恩来中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只能用信仰和英雄主义两个词来描述他的行为。
就像聂荣臻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这位老朋友时的场景那样：“他高高的个子，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苍苍白发，但目光炯炯，精神奕奕，是那样严肃而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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