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成因是什么？
解释起来相当复杂，既有权力的争斗、又有利益的纠葛、还有道德的沦丧、更有人性的扭曲。
那么，有没有什么史实能简单、明了的解释土木堡之变的成因？
有，《万历野获编·补遗》中恰好就记载了一则这样的史实。
正统十三年，对向行进的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和祁州知州李玉在某条不知名道路上遭遇了，按理说，两人打个招呼、各自错开过去就行了，可是，不知是道路狭窄、还是怎么回事，李暠却非要李玉给他让路，李玉不肯，李暠就跋扈的命令亲兵手持军棍将李玉打了一顿，然后才大摇大摆的通过，李玉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从表面上来看，李暠的军棍、李玉的被打同土木堡之变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如果我们捋一下土木堡之变后都发生了什么，就能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景泰元年，于谦率领三大营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后不久，居然以三大营战力孱弱为由，废除三大营、设立十二团营，于谦任团营提督，文官集团的触手深入了京营。
景泰二年，大同镇一老卒因营伍之事与其他军户产生了纠纷，按照明太祖时期订立的制度，营伍纠纷应由大同镇守总兵、定襄伯郭登处理，可是，大同巡抚年富居然擅自跑到总兵衙门蛮横的要求由自己处理此事。
年富所为在当时明显属于“越职”，郭登当然不会允许，并且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郭登就将年富越职一事写入奏疏呈交明代宗。
鉴于于谦的威望，明代宗将郭登的奏疏交给了于谦处理，结果，于谦以巡抚都御使是“朝廷风纪之司”为由，不仅没有处罚越职在先的年富，反而以“妄言挠军”的罪名“诏卒诛”。
如此一来，于谦就在事实上借用了明代宗和朝廷的名义为巡抚地位凌驾于镇守总兵之上做了背书。
巡抚在明代初期属于临时性官职，正统、景泰时期，伴随着巡抚转隶都察院、镇守文官和巡抚合二为一，巡抚才成了朝廷派驻各地的正式官职。
朝廷将巡抚从临时性官职变为正式官职的本意，是想在各地以巡抚、镇守总兵、镇守宦官之间的相互制衡取代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之间的相互制衡，可是，在土木堡之变后镇守宦官被召回的情况下，于谦为巡抚地位凌驾于镇守总兵之上做背书的行为就使巡抚攫取了各地的军、政大权。
景泰中期，文官集团乘武将勋贵势力在土木堡之变中遭受重创之机开始将原本属于五军都督府的“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等权力逐步转移到兵部，后又历经天顺、成化、弘治三朝，五军都督府的所有权力几乎都被转移到兵部，五军都督府名存实亡。
文官集团的触手深入京营、巡抚攫取了各地的军政大权、五军都督府名存实亡后，武将勋贵们在面对文官时再也没有了李暠的跋扈，至万历初期，威震辽东的宁远伯李成梁、战功赫赫的戚继光给文官张居正写信时竟然要用“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作为开头。
李成梁、戚继光都是如此，可想而知其他武将勋贵在面对文官时会如何，有一牛姓副总兵在给浙江巡抚张永嘉的信中就极尽卑微的写上了“走狗爬见”四个字。
此时，面对卑微的武将勋贵，文官们终于不用再忍气吞声，反而变得趾高气扬，心安理得的将武将勋贵视为家仆。
如果没有出现文官们在万历初期将武将勋贵视为家仆的情况，李暠的军棍、李玉的被打同土木堡之变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不会成立，反之，它们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
虽然这个因果关系在万历初期被证明成立，但是从土木堡之变发生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七朝至万历初期的整个过程未免太过漫长，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后）、明宪宗、明武宗都采取过扶持武将勋贵势力的行动。
得益于明英宗、明宪宗、明武宗断断续续的扶持，文官集团在逐步磨掉了武将勋贵们的跋扈后，却只能做到视武将勋贵为家仆，始终不能将土木堡之变中遭受重创的武将勋贵彻底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