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历代王朝来说，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王朝的长治久安。一直以来，历代的常规做法都是不断的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和限制地方的权力，这是一条非常明显的主线。尽管在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拔河比赛”中地方不断受到削弱、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是大的发展趋势和主流，但是在元朝却出现了一次大的反复，这就是元朝的行省制。
在行省制下，行中书省虽然最初具有中央中书省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后来实际上成为了地方最高官府，其权力为历代最大。如《元史》中说“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又如元人虞集所说：“中书省以治内，行省以治外”。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行省除了有地方行政权外，还兼有军政权与财政权，即行省可统辖地方军队，地方财税可自留三成于本行省。元朝前面的宋朝地方最高长官也就只能管辖一州，且其权力还受到制约，军队更是无法掌控；元朝后面的明朝地方财税只可留二成，也无法与元朝相比。
上图_ 元代行省 图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元朝行省的权力很大，但有元一代却没有发生过地方行省反抗中央的叛乱，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第一，中央中书省与地方行省相比有着绝对的实力。
元朝中央只有中书省一省，地位上高于行省。而且中书省除了处理全国政事外，还直接管理着庞大的腹里地区。所谓腹里，其面积大致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大部等地区，共辖路二十九，县三百四十六。换句话说，中书省直接管理的疆域北至漠北，南抵黄河，西到太行，东接辽东，就其所掌握的土地、人口、财富而言远非任何一行省可比拟。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中书省直辖腹里所统领的疆域并非简单规划而出，其实是有着深远考虑的。腹里往南抵达黄河北岸，使得位于北方的中央对黄河以南地区呈压制姿态，一旦有变，中央可迅速做出反应。同时，腹里往西控制太行要道，将关中地区“死死锁住”，孤立于一边。如此，可以说中央中书省不仅是在制度、法律规定上地位高于行省，还有着绝对的实力及地缘优势压制各处行省。这也就是元人所谓的：“都省（中书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十个主要行省）分天下之治。”
上图_ 元朝官员
第二，行省内部存在分权制衡。
元朝中央朝廷为了防止行省长官权重难制，采取分权制衡的策略，实行群官圆署会议制度。即行省的高级官员通常有六、七人，主要有左丞相、平章及左、右丞及参知政事等，他们分别掌握行政、财政、军事及司法等权力，部分行省官员甚至是由朝廷直接任命，他们在处理政务时有时根本不给行省左丞相等人汇报，史载“出入不复关闻”。
当行省内有重要政务进行处理时，则行省的高级官员们要集体参与，共同讨论决定。虽然最高长官话语权更重些，有一定的“画一之权”，但是因为官员们各有其职、各掌其权，所以容易互相掣肘。哪怕是行省左丞相提出的想法，也常有一些官员在开会时说一些“有违之言”，甚至暗中向朝廷进行汇报与弹劾，因此行省政务的处理最后不得不“事从公议”。正如元人赵天麟所说：“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之形矣” 。
上图_ 元代官制简表
第三，行省划分时在地理上犬牙交错，割裂各地，难以形成割据政权。
就元朝之前的历朝而言，在进行地方行政区划分时，一般都是根据山川形便的原则进行划分。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山脉、河流作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天然疆界。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方面:
一是疆界明确，划分时容易操作；
二是因为有山脉、河流的阻隔，根据山川形便划分后每个地区的文化风俗相似，易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