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孩子的“隔阂”，他们本该过得十分幸福，这对夫妻有同一位老师——鲁迅，在民国年间，没有人会质疑文人革命家对社会的意义，萧红也是在萧军和鲁迅的鼓励之下，从上海奔波到了武汉，在这黄金时段中写出了《生死场》等作品，鲁迅先生从来不吝啬对她对称赞，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她确实也有才，她的文笔多是散文、随性的白描，与张爱玲、吕碧城等华丽的词藻所不同，她的文字是自然而富有张力的存在，粗看时平平无奇，看完之后，却发现再也看不下别的文字了。
受了鲁迅先生的照拂，她所占的立场自然也和鲁迅先生一样，她认为文人应当以文人的立场上尽一已之长，而这一观点的确立，却与萧军想要投笔从戎的观点背道而驰。
1938年，6年的夫妻感情，在萧军想要北上的那一刻瞬间，破裂了。
出人意料的是，萧红她再一次怀孕了，在离婚之后。
一个不笨的才女，又怀上了前任的孩子。
她，在想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做呢？这里的原因众说纷纭，民国时期流不流行“分手...约”这很难说，但据当时的描述而言，萧军个性其实并不温和，他性格暴虐（甚至会施暴），多情且薄情，在和萧红的这两年内也不乏许多莺莺燕燕在他身边，他当时救出萧红更多的出于一种大男子主义的优越感。“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这原本是萧军说给别人听的话，而分手却是萧红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立场倒了个个。
假设真的如此，这一切便说得通顺了。
他如此骄傲的人，当初是如何把她拉出深渊的，分手之后，就是如何咬牙切齿地再将她推进深渊。
只是，这还不是压死萧红的最后一根稻草，距离1942年1月22日上午11时，萧红的脉搏停止跳动的时间，还有6年的时间。
萧红的幸运，常常和不幸连在一起，她在与萧军分手之后，在同年的8月，她又陷入爱河，与端木蕻良（第三任丈夫）在武汉简单的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并不是日本人，他原名曹汉平，为了躲避当时对文人的戕害，便改用了端木蕻良这个名字作为笔名。
他与萧红的前面几任丈夫都不太一样，他的性情温和内敛，甚至有点孩子气；而萧红则恰好与他相反，热情大方，善于交际。
文人之间的火花擦得很奇妙，他们迅速的互相吸引并进入爱河，又迅速的同居和结婚，在这段时间内，萧红创造出的《马伯乐》《呼兰河传》，在萧红的评价中，他们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萧红、端木
但事实真的如此么？萧红一直来都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的“见一个爱一个”很多时候也是文人的浪漫情怀在作祟，她并没有观察到，端木的温柔，其实源自于他个性里并没有成长到这个复杂程度，他不介意她怀着别人的孩子嫁给她，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温柔，而是因为——他自己仍是个孩子。
他喜欢她，却不懂得如何呵护她。从小就备受照顾的端木，生活能力并不强，相反很多时候需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武汉撤退的时候，萧红独自留下，让端木先走，他便真的走了。
香港沦陷的时候，萧红仍在医院，同意端木突围，他便真的准备突围了。
婚前的不谙世事若是可爱，那在婚后看来，就变成了一份沉重的无奈，而这之后的故事，便是最后一根稻草的由来了。
1941年（民国三十年）4月，萧红在玛丽医院发现了肺结核。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蕻良自知一人无法照顾萧红，便请求青年作家骆宾基一起来帮助，他们将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