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向来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一开始了解到的版本总是太监王振从中捣乱，不懂军事瞎指挥，一个劲儿怂恿朱祁镇带50万大军亲征，结果明朝军队被也先打得死伤大半，王祯被杀朱祁镇被俘，险些遭遇亡国之祸。朱祁镇虽然是孙太后亲生，但孙太后也觉得大明江山稳定很重要，同意于谦立朱祁钰为帝稳定朝纲，打退瓦剌进犯而不是一昧求和。
虽然明朝根基暂时还没垮，但这之后其实也摇摇欲坠了。基于朱祁镇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实在过于滑稽，堂堂皇帝当俘虏，完了好不容易回明朝还被软禁，跟囚犯没啥区别，相当惨，不少人对他抱了同情心理，认为他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而于谦在也先逼近的时候居然不管皇帝，大喊“社稷为重君为轻”，导致朱祁镇从奇货可居变成无人问津，惨上加惨。
但真正惨的还是后来朱祁镇过了7年被软禁、穿衣吃饭都都成问题的生活，所谓太上皇不过是顶着个名头。朱祁钰不打算还皇位给他，琢磨着把皇位传自己儿子，要不是儿子朱见济夭折，他自己又病重，石亨一帮人发动南宫复辟重立朱祁镇，恐怕朱祁镇这辈子就在深宫变成灰土了。
正是因为朱祁镇太惨，关于土木堡之变的各种猜疑在后世甚嚣尘上，传统观点认为是宦官王振的锅，新式观点认为英宗被俘是于谦阴谋，其目的要么为了文官集团掌权，要么为了朱祁钰，总之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那么实际上到底谁最该为这场巨变负责任呢？我们假设这人是于谦的话，于谦死于朱祁镇复辟之后，先不说其他人如何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光朱祁镇自己后代对于谦的态度就很值得玩味。
如果于谦真是罪臣，明宪宗作为朱祁镇的儿子，当年也是受了朱祁镇失去皇位连累的，他应该非常恨于谦。可事实却是明宪宗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同时还昭告天下：“当国家之多难，（于谦）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机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明宪宗怜悯于谦为国尽忠却死得惨烈，并且直接点明朱祁镇也明白于谦有功，是冤枉的，之后明孝宗、明神宗为于谦追谥，“肃愍”、“忠肃”，这样的谥号表扬了于谦正直、忠诚操守，足以证明他在那个时期是得人心且纯粹为朱祁镇复辟有名而死。如果说土木堡之变是于谦文官集团的阴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文官是不是站干岸儿看热闹呢？
显然不是的，土木堡之变发生于1449年，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巨变的文臣数量同样只多不少，从户部尚书王佐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从太常寺少卿戴庆祖到大理寺副马豫一众本该有光明前途的文官都死在土木堡，粗略一数就不下五十余人，难道这些文臣都昏了头被洗脑集体去牺牲然后成全于谦的文官独霸朝堂百年大阴谋吗？
于谦在巨变发生后的表现可圈可点，以前的晋朝、宋朝都有过“南迁”的例子，当时的朝堂同样活跃着这样一波支持南迁以避瓦剌锋芒的势力，于谦把利用所谓星象有变主张南迁的徐有贞痛骂一顿，全力调配兵马守住京师，之后又操练京兵，增修边境城墙加以防御，本身能力出众，功劳又大，但朱祁钰从没有对于谦起什么忌惮心思，反而事事要问于谦才做决定。
所以，把于谦抹黑成一个阴谋者无疑是非常可笑的。除了于谦，还有一个人在此次巨变中背锅，那就是朱祁镇的“先生”王振。王振这人是个知识分子，早年中过举，他入宫纯粹是为前程而来，既然已经受了身为男人的屈辱，又聪明、善解上意，王振不趁着朱祁镇年幼继位的好机会为自己谋利简直对不起他当年入宫时所受的罪，所以王振在朱祁镇的纵容下大肆敛财专权，劝朱祁镇用绝对的威严驭下，也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