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蜀汉核心区的自然条件，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四川盆地周围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主动出击固然很难，如诸葛亮和姜维，屡次北伐都基本无功而返，但敌方进攻更难。曹魏集团对蜀汉方面基本采取守势，其统一策略一直是先吴后蜀，顾虑地形险要是重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司马昭改变策略，主动伐蜀，并且能一战灭蜀呢？蜀汉的灭亡真的只是偶然的吗？
按照哲学观点，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并受到其制约，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蜀汉的灭亡，虽有许多偶然性成份，但背后充满着必然性的逻辑。
或许，旁观者清，我们看一看吴国眼中的蜀汉是什么样子。话说吴使薛珝出使蜀国，回复吴主孙休蜀中近日举动时说：“近日中常侍黄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从薛珝话，我们能读到什么？此时的蜀汉，已经从里到外烂透了。前面我们说过四川盆地自然环境优越，何至于“民有菜色”？
蜀汉灭亡，有三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谯周、黄皓和刘禅。因为谯周力主投降，背上了很多骂名。但易中天教授明确否认了谯周是小人的说法，他认为，谯周的眼里，不只是有蜀汉政权，更有天下。因此，所谓谯周误国，其实说不通。黄皓对蜀汉的灭亡倒是功不可没，他把持朝政，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的直接原因。但我们反过来想，是谁让黄皓把持政权的？没错，是刘禅。关于刘禅，“阿斗的江山——白送”这句歇后语本来已经给他定了性。但不知从何时起，一股翻案风很是猛烈，这些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比如刘禅，有人就说，他还是一个好君主嘛，那个“乐不思蜀”的故事，正说明他睿智，人家大智若愚好不好，不这么说，能让司马昭放下戒心吗？笔者相信他这么说，可能真的有保全性命，让司马昭不再害自己的成份。但因此就说他睿智，什么大智若愚，未必太过于可笑。别的不说，就说宠信黄皓一事，董允在世时每每正颜厉色地匡谏刘禅，多次责备黄皓，如果黄皓只是普通的宦官，董允何至于此？而在此之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苦口婆心地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说明刘禅“亲小人”绝不是一天两天。难怪司马昭责后主曰：“公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至于那个黄皓，被司马昭凌迟处死。
当然，蜀汉灭亡，刘禅、黄皓虽“功不可没”，却不是唯一的原因。蜀汉的政治制度本身也远不如曹魏和东吴。曹丕上台之后，实行“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保证士族的入仕之途。东吴则在开创以来，利用江东士族来管理国家的，所以东吴政权得到江东士族的普遍支持，在面对曹魏和蜀汉进攻的时候，江东本土士族能够挺身而出，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故而能多次击败敌人。然而蜀汉体制僵化，在益州一直是排挤益州本土的豪族士族，未能从官职制度上为他们开拓入仕的途径，荆州派与益州本土派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从而造成蜀汉中后期人才严重匮乏。与此同时，平庸的官二代身居高位，如诸葛瞻，在决定蜀汉生死的绵竹之战中，他在培县停滞不前，尚书郎黄崇屡次劝速占险要，不要让敌人进入平原，这本是常识，诸葛瞻拒不听从，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等邓艾长驱直入，又禁不住一纸书信的刺激，出城与邓艾决战，最终搭上了自己和蜀军性命，绵竹失守，葬送了蜀汉。但话说回来，蜀汉已经烂透了，即使这次不灭，也熬不过几天。
反观邓艾，不愧为三国后期的军事天才。邓艾抵达青川乔庄镇后，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奔赴剑阁配合钟会前后夹攻夺取蜀大门；二是占江油作为小后方，在此休整，然后直取成都，达成一举灭蜀的壮举。邓艾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如果配合钟会拿下剑阁，打通入蜀道路，迎钟会所率大军入蜀，看似稳妥，但若不能全歼姜维、廖化，姜、廖必定会逐城、逐关退守，拖延战事，钟会所担心的“粮运悬远”情况必然更加恶化，既与原先“冲其腹心”的谋划不符，而且也失去了偷渡突袭的锐气和突然性，导致风险增加。若待部队稍事休整完毕，趁蜀内空虚，阎宇率领的巴东援军尚远，下江油、克绵竹，则成都面前一片坦途，而且姜、廖部也被牵制在剑阁，难以回顾，看似孤军深入，实则直捣黄龙，一战而竟全功。偷渡阴平不仅是中国，也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一次经典的突袭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