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前，希腊城邦居民里，有公民权的人数占总人口数不超过1/3, 不仅居住在本地的外邦人和妇女没有投票权，成年男子要成为公民通常也有财产的门槛，通常是拥有土地和公民权互为条件。
这个条件在整个希腊文明时期都存在，但在萨拉米斯海湾之战后门槛被不断的降低，在公元前五世纪前期，一个公民大约需要拥有10英亩的土地、或者与之等值的财产。等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时候，雅典有投票权的公民是1.4万-1.6万人，无地人口有至少5千人，占公民总数的1/3还强。到公元前322年雅典重新划定6 英亩土地（2000德拉克玛）是公民权的入门标准的时候，一次就有1万2千人被剥夺公民权。可见当时雅典公民里有大批的无地人口、或者拥有财产数量很少的贫穷阶级
在萨拉米斯大捷之前，公民主要由提供重甲步兵的自耕农组成。自耕农的特点是万事自给自足，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仅限于道路、沟渠等少数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连打仗的装备都是自行筹办，这样的选民在政治性格上必然是保守的，他们倾向于小政府、把公共开支压缩到最小。他们既不需要福利，也反对兴办福利，因为公共福利的开销只能从他们的财产中抽税来获得。
然而萨拉米斯大捷之后，为了奖励海军水手们的英勇奋战，他们被授予了公民权，无产者贫穷者获得公民权之后，也就产生了为他们利益代言的政治家，他们又会运用获得的政治权力、以各种理由授予更多的无产者和贫穷者公民权。雅典是城邦民主，很多事情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由公民直接投票来决定，那么公共决策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照顾贫穷阶层的福利政策越来越受到欢迎；激进冒险风气也越来越浓厚，因为军事冒险能带来意外的财富、提高城邦的福利水平，那种自耕农量入为出的保守性格从而被抛弃，这就是雅典在萨拉米斯大捷之后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事。那么它是如何影响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的呢？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采取的是防守战略，让雅典人躲在坚固的城墙之后，避免与拥有步兵优势的斯巴达进行陆地上的决战。以当时的攻城技术，斯巴达无法突破雅典的城墙，所以这个战略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但有两个没有料到的后果，一是公共卫生恶化，大量人口挤在狭小的城市，当时没有下水道、没有传染病学知识，很快就造成疫病流行，雅典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伯里克利本人也死于瘟疫。二是贫穷阶层影响表决的后果明确地显现。因为大批人口拥挤于城墙之内，生活资源紧张就成为必然后果，而大批贫穷人口又拥有了公民权，于是他们就要求城邦增加对贫穷者生活的补贴，相当于对社会福利的要求提升了，而以克勒昂为代表的政客，非常擅于利用公民大会的情绪，为自己赢得民望，所以极端民主派就成为此后雅典政治的主流力量，增加社会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成为雅典在整个战争期间沉重的负担，为了获取财富满足公民们对福利的需要，直接助长了军事冒险主义。
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一个重要由来。在雅典和斯巴达的休战期间，雅典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又被译作“亚西比德”）提出了远征西西里岛的方案。起因是西西里岛上雅典的盟邦塞格斯塔，和本地另一个斯巴达的盟邦发生纠纷，请求盟主雅典的援助。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先派一个使臣去考察一下，结果使者回来的时候带来了60塔兰特的白银，并向公民大会吹嘘西西里岛如何富庶。（有一种说法是这60塔兰特白银压根就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做的局，是为了诱使利欲薰心的公民大会支持他出兵西西里的提议）果然，钻到了钱眼里的雅典人一看见白花花的银子就心花怒放，立刻同意了远征的提案。尽管另一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尼西阿斯坚决反对这种疯狂冒险，但雅典人都被阿尔西比亚德斯煽动的忘乎所以，都觉得这是一笔唾手可得的横财，都想着发了财好回来给大家涨福利，雅典广场上聚在一起的公民们已经在拿着西西里地图比比画画，商量着征服了之后怎么分配土地了，哪听得进尼西阿斯的逆耳忠言。最后公民大会决定由尼西阿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拉马卡斯三个人为远征军统帅，希望把尼西阿斯的慎重和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