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是我国明代产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它问世后一段时间内，曾对当时小说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目前的文学史著述缺少对该书成书年代的准确认定，致使该书文学史地位无形受到贬低。概略地说，国内文学史一般认定《封神》产生于百回本《西游记》问世（1592年）之后，而复旦新版《中国文学史》则认定其产生在天启年间(1621)，即《金瓶梅词话》亦已问世之后。这样，论者无意中自然要用《封神》与“先出”的两部小说名著比较，着重的只是该书本身的文学价值乃至缺点。于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贬抑。因此，要客观地评论《封神演义》的成败得失，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准确地认定它产生的年代。然后才能论及它的文学史价值。
一、《封神》可能成书于天启年间吗？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了关于《封神》成书年代的判断：“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编，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为何时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十六世纪后半期）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这个论断审慎清晰，所以现行文学史一般均采纳沿用。
但是，近年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发现了鲁迅先生引用资料上的一点失误，即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平妖传》作序时实未提及《封神》，提及《封神》是在崇祯年间重修此序时补加进去的。章先生据此提出逆推断，认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几年之后补加进去，说明《封神》应成书或出版于此期间，即天启年内。从此基点出发，章先生进一步探讨《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根据序中“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一语，断定该书在天启年前仅有许仲琳编写的一册十回左右，系未完成稿，后经李云翔修改补写，而且补写的是主要部分，尔后方才出版。章先生不仅把自己观点写进《封神演义》前言《江苏古藉版》，而且经过压缩郑重写进自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章先生的论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鲁迅先生误引资料可以纠正，但其推论却是不能逆推的。某些人在某年提及一本书，可证书必出版于某年前，这是必然判断；但某人至某年尚未提及某书，则既有该书尚未问世的可能，也有已问世而该人没有看到，甚或已看到而有意不提的可能，不顾及并彻底排除二、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孤立片面站不住脚的，以此为基础去考虑问题就缺乏推断应有的必然性。今日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我们还会遇到出版已久而自己竟无所闻的小说、书籍，四百年前的明代怎么可能每一小说出版后都是尽人皆知呢？何况章先生涉及的张无咎余家斗等人都是在写序做评论，不是搞类编目录，了解不到的也就无意去追寻提及，这不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由这种不充分推断出发，章先生引出的推论颇为惊人：“李云翔序中明说‘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而《封神演义》这样的大书，在当时绝不是‘一册’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这一册显然并非《封神演义》全书，既然不全也就必须续写。因此，所谓‘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这一段文字，是说舒冲甫购来的《封神演义》并未写完，托李云翔续成。”（《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与作者》，《献疑集》311页）细一琢磨，章先生此论颇近呓语：因为《封神》不同于《三国》、《水浒》那种先在民间形成全部故事的小说，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来称之为《三国》、《水浒》；《封神演义》书名已经直接指明了小说的内容所有，今本是三十五回方始出现封神榜，九十九回才完成了“封神”工作，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内容那它只能称为“商周演义”（《封神演义》第一回回首古风），绝不能称为《封神演义》，而李云翔笔下所透露的却恰恰是“封神”二字，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又由何补起呢？再加上舒冲甫购买的显系印本而非手稿，那么请问“一册”未完成稿在流入舒氏手中之前是如何出版的？打着“封神”招牌却只有一册非封神的内容，读者会答应吗？仅只一册，批者钟伯敬（不管是否托名）怎么批阅，难道也删头略肚仅仅抓住书“脖子”（10～20回仅十回左右）就来批侃吗？只要思索，相信人们会得出结论，章先生的解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册”二字呢？合理的解释是，舒冲甫重资购买的《封神演义》一部，内中有钟伯敬已经批阅的一册，尚未完成全部工作，余下的批阅由李云翔续成。只要不胶柱鼓瑟吹毛求疵，相信人们会接受，而且几百年来人们也正是如此看待这段文字的。退一步讲，册部形近，笔误或讹刻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仅仅抓住“一册”二字，就硬要再为《封神》添上一位“续写者”，实在牵强，再把这种猜测写进一部整体水平很高很严肃的文学史著作，给人感觉至少是不够慎重，为此白璧之瑕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