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个孤独的职业，所以，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都有孤僻偏激且多疑的毛病。在众多有着“疑心病”的皇帝里，朱元璋的病情尤为严重。
朱元璋晚年以后，他的思维模式愈向史上的封建帝王靠拢，认为：皇太孙朱允炆年龄尚幼，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尽一切可能替孙子扫清政治障碍，解决掉所有威胁朱明政权的隐患。为了防止地方官压榨老百姓，重现元末官逼民反的桥段，朱元璋以“剥皮实草”警示官吏；为了防止权臣觊觎皇权，挟允炆以令诸侯，朱元璋罗织四大冤案，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空印案，便是朱元璋血腥屠戮官僚阶层的开端。
依明例律规定，每年年末各地政府需将这一年征收的赋税汇总，将数据逐级上报。在上报的过程中，文书上要留下该级政府的公章。一般来说，当地方政府的公文呈递到户部，若户部发现数据存在问题，便会打回原籍重新填报。由于明初的例律严格，所以户部每年都会将多地的文书打回。
时间一长，地方官为了避免折腾，便会将加盖有公章的空文书携带至京城，一旦初版文书未经取用，便可随时以新文书草拟公文。这种做法，并非明朝的独创，各地官员早已对此习以为常。然而，朱元璋偶然听闻此事后，认为其中必有猫腻，于是，便下令严惩。
一时之间，各地区超八成的印信主管官员遭到诛杀，户部尚书更是首当其冲，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
空印案虽杀了几千人，但相比于“郭桓案”，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洪武十八年，有人向朱元璋弹劾户部侍郎郭桓，称此人勾结地方官，侵吞钱粮。朱元璋怒不可遏，当即将郭桓等一众涉案官员捉拿，随后命司法部门对郭桓等人进行严刑拷打。根据这些人攀咬出的涉案人员，再进行新一轮的抓捕、逼供。
没过多久，郭桓案就像海网捕鱼一样，六部均涉其中，布政司以下的官吏有九成被咬出，遭到严惩。郭桓案总共杀了多少人，具体数字今已不可考。不过，仅从史料中“中产之家”十室九空的记载来看，朱元璋起码杀了数万人。
如果说，上面这两起冤案，只是普通案件扩大化的结果，那么，胡惟庸案及蓝玉案则完完全全是朱元璋的私心所致了。
胡惟庸，虽不算与朱元璋共打天下的元勋，但他却是从帅府奏差一步步升上来的中坚力量。胡惟庸身居高位，难免膨胀起来。地方官呈递到中央的奏章，胡惟庸往往会凭借职务之便先行拆看，倘若，里面存在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则一概扣下。此外胡惟庸之子策马在京城闹市奔腾，在发生事故后仗势杀掉了无辜的马夫，此举受到胡惟庸的包庇。
朱元璋听闻属下奏报后，立即将胡惟庸捉拿归案。
当时的胡惟庸影响力尚在，靠疏通礼部暂时假释。想到自己生平的罪状和朱元璋的疑心病，胡惟庸十分惶恐。本着“死等耳，宁先发”的考虑，胡惟庸决定先下手为强，笼络近臣策动谋反（亦有说法称胡惟庸谋反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当然，不论胡惟庸谋反是不是事实，他的所作所为已属不赦之罪。
耐人寻味的是，胡惟庸入狱后，满朝文武竟不约而同地群起而揭之，将胡惟庸生前做过的没做过的恶行通通揭发出来。更微妙的是，胡惟庸被诛杀十年后，朱元璋又将旧事重提，将李善长等一众早年与胡惟庸交好的开国元勋全部定性为“胡党”。
针对胡党而进行的肃清，总共杀掉了三万多人。这些死于胡惟庸案的胡党，多为手握行政权的文臣。
有了胡惟庸案做基础，接下来发生的蓝玉案就很好理解了。
胡惟庸案针对的是文官集团，蓝玉案针对的则是手握兵权的武将。
蓝玉屡立奇功，但其品德败坏，军纪不严。在蓝玉征残元期间，曾未经朱元璋请示，私自霸占了元朝皇帝的女眷。在班师回朝途经关隘时，正赶上天黑，守将按照规矩不肯开关，蓝玉竟派属下攻破关口，“毁关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