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历史王朝总会在某个节点后盛极而衰。对于大唐王朝来说，这个节点便是“安史之乱”。那么，大唐衰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便结合今人观点进行剖析，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偌大的大唐王朝土崩瓦解。
第一个：亡于少数民族政策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自中唐以来便已诞生了此类说法，称大唐的覆灭与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关。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河北胡化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一观点的引申。
隋唐建立于乱世，唐廷吸纳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但安置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健全，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胡化”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一旦“胡化”在边远之地普及，这里便会产生一种离心力，当地的人民缺乏对大唐王朝的归属感，容易被其他势力策动。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唐朝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相对成功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大唐王朝有不少胡人血统的大臣，这些大臣对唐朝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行走在挽救王朝的前沿。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后世的满清高度类似。清王朝虽将最高军权牢牢地控制在满族手中，但却任用了大量中高层外民族将领。
在笔者看来，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但李隆基的少数民族政策却是失败的。李世民坚持将军权控制在“自己人”手中，即便任用了大量藩将，掌握最高军权的仍是汉族重臣及李家人。相比之下，李隆基却没有把握好这一尺度，任由军权被拿捏在高仙芝、安禄山等藩将的手中。
除此之外，从两位大唐皇帝任用的藩将身份上，我们亦可发现端倪。
李世民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多为出身高贵的少数民族权贵，如：突厥王子、铁勒王子等，无不是少数民族贵族。反观李隆基，他任用的少数民族人才多是出身草根的寒门子弟，即“多是杂种贱胡”，例如：安禄山就是个出身杂胡的死囚犯。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古代贵族阶层拥有平民所不具备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些人一旦忠于大唐，往往会对中央产生一定的向心力。况且，这些少数民族贵族在当地享誉盛名，容易获得部属的拥戴。
相比之下，那些出身寒门的少数民族子弟，即便获得了高人一等的地位，也很难取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拥戴。在这种不服气的心态下，这些人难免会心生反叛之意。
第二个：亡于科举制度
近日笔者在网络上看到另一种观点，同样引人深思：安史之乱爆发的首因，是失意军人与失意士人结合。
这一观点，是前文中“华夷之辩”的反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给出的依据是策动安史之乱的幕僚多为汉人，而不完善的科举制正是这些汉人发动叛乱的首要原因。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武周时期后科举盛行，但原有的门阀士族仍处于权力核心，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很难获得大权，即便有也只能算是凤毛麟角。
科举制的推行，无疑给广大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让他们获得了成为人上人的机会，但即便是在科举盛行千年后，这项人才选拔制度仍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要。在文学领域我们能看到，唐代文人大多自负，唐诗中出现最多的便是“怀才不遇”的喟叹。唐朝的读书人，大多希望学有所成，“学而优则仕”，极少会像其他朝代怀才不遇的才子一样隐居山林（即便隐居山林也都是在多年名落孙山后）。
对于无法中榜的士人来说，他们的出路十分有限。科举失意以后，不少文人（尤其是那些颇有才名者）都会远走河朔，在军阀手下当幕僚，走一条“曲线救国”之路。藩镇军阀，与这些落魄文人有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对现实不满。这两股对现实不满的力量相互结合，对原本的秩序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汲取了唐代前车之鉴的宋朝，在重文轻武的同时，大量启用士人，让读书人的出路更多。即便是多年不中的倒霉蛋，亦能得到中央倾向性政策的支持，通过其它途径混到“铁饭碗”，所以，宋朝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