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管理企业，还是治理国家，人才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的营养，不失为现代企业管理一条可供借鉴的途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历时近三百年，唐前期由于统治集团十分重视人才战略，连续出现“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发展的高峰期，唐代关于人才管理的经验历经千年依然闪光。
一、选拔人才的智慧
1．从思想上重视人才的选拔
唐代统治者把人才选拔当做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来抓。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左右仆射（仆射的职务相当于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太宗认为，宰相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协助皇帝选拔人才，而不应过多陷于具体事务。于是，唐太宗下诏命令尚书省（唐代中央三省之一，为最高行政首脑机关），琐碎小事都交付左右丞处理，重大疑难事物才禀报仆射，把房、杜二人从繁忙的事物里解脱出来，重点考虑如何帮助国家选拔人才的问题。
（唐太宗）
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批人才为其服务，企业领导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才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制定人才发展战略，树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加强对人才管理工作的领导，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资源保障。
（房玄龄）
2．把道德标准作为人才的重要标杆
道德品质的好坏是唐代君主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回答：“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唐太宗发现了吏部选人只重文笔口才，而忽视德行的弊端，于是采纳了杜如晦的建议，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希望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贞观六年，唐太宗与名臣魏征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魏征对曰：“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可见，他们意识到即使能力再强的人，如果品行不好，那造成的祸害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成绩，所以“德”成为超过“才”的首要人才选拔标准。
（杜如晦）
企业在选拔招聘人员时，不能只看学历、毕业的院校、曾经取得的业绩，而要重视对道德品质的考察。对新录用的员工，要想方设法从多渠道了解其品行情况。对于老员工，不论其在何种重要岗位，只要发现道德品行有问题，要痛下决心，即使有断臂之痛，也不能姑息养奸。
3．人才宁缺勿滥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唐太宗在和房玄龄的谈话中指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太宗认为，大治天下的关键在于周密地处理政务，任命官员要根据才能情况，现官要进行淘汰。他提出“任官惟贤才”，“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这些主张都是人才管理的经典性原则；太宗认为，任官不得人，再多也没有用，“比之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所以他命令房玄龄要大力精减官员。房玄龄受命后，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裁减合并。改革后的唐中央机构文武官员总数为六百四十三人，裁去了十分之九。唐太宗很满意，认为“吾以此待天下材，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