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一国师像
关于圆尔生平及其入宋事迹，圆尔的再传弟子、镰仓后期著名学问僧虎关师炼（1278-1346）所著日本佛教通史《元亨释书》（大约成书于1322年，活字版收录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和《国史大系》）最为详细、可信。
京都东福寺因其开山祖师圆尔曾入宋求法，且与无准师范为师徒关系，故至今收藏着包括被指定为国宝的《无准师范像》（有嘉熙二年自赞）在内的诸多中国文物。寺院大殿仍供奉着无准师范的牌位，每年定期行祭祀之礼。
至于《宸奎阁碑》拓本，虽无史料明确记载其传入日本的经过，但看作是圆尔从中国携归的众多书画典籍之一，似无可疑。该拓本曾长期收藏于东福寺，江户时代末期流出，为书画家浅野长祚（1816-1880）所得。
浅野长祚，号迟香、蒋潭，晚年又号梅堂，故世间多以浅野梅堂称之，堂号“漱芳阁”，曾为江户幕府幕臣，又善书画，精鉴赏，富藏书画与古籍，所藏珍本多钤藏书印“浅野源氏五万卷图书之印”。著有《漱芳阁书画记》和《漱芳阁书画铭心录》等书画录或画论。其得到东福寺流出的《宸奎阁碑》拓本后，爱不释手，还依据法帖形式，将其制作成碑帖，以《宋本宸奎阁碑拓本》刊出（1865）。目前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还藏有浅野氏刊本。
在浅野氏收藏这一宋拓孤本期间，还有一位苏轼爱好者向山荣（1826-1897）对此也十分羡慕，极欲到手。向山荣，号黄村，幕府高级官僚，主要负责对欧美国际事务。明治维新后，专注于汉诗文创作，参与诗社晚翠吟社活动，为明治诗坛活跃人物。向山又富收藏，善书法，尤其喜爱苏轼，自命堂号为“景苏轩”，有《景苏轩诗钞》(上下卷)传世。尽管其对《宸奎阁碑》垂涎欲滴，但又因价昂一时难以入手。后来将自己珍藏的古写本《论语》、宋版《梵网经》等贵重书籍售于古书店琳琅阁，然后购得《宸奎阁碑》拓本，生前又捐赠给当时的宫内省图书寮。据琳琅阁第二代店主斋藤兼藏回忆，现藏宫内厅书陵部的《宸奎阁碑》是经琳琅阁第一代店主斡旋，由向山荣捐献的（见斋藤兼藏《初代琳琅阁主人及其周边》，反町茂雄编《纸鱼的往事明治大正篇》所收）。由此可证，世间所谓该拓本是当时的宫内省图书寮从浅野长祚或向山荣之手高价收购的传闻是值得怀疑的。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宸奎阁碑铭》，是依据浅野氏刊本而私制的双钩摹本，其封里有市岛春城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所书的简短题识，即误记为该碑铭“梅堂殁后由宫内省投千金购得”。
以上可知，《宸奎阁碑》初拓本保存至今，递藏有序。最先是由入宋的圆尔禅师携归日本，然后是其创建的京都东福寺长期收藏，后转归浅野长祚，再后入向山荣之手，最后由向山荣捐献给宫内省图书寮，即现今所称宫内厅书陵部。
由于现藏者宫内厅书陵部及其前身宫内省图书寮为皇家图书馆，故该拓本鲜少拿出展览，致使一般读者难得一见。不过，该拓本入藏皇家机构百余年来，曾许可出版过两次碑帖，一次是1911年4月由书道振兴会刊印的《苏东坡宸奎阁碑》，只是印数有限，现已很难看到。另一次是1972年1月由二玄社复制的《宋苏东坡宸奎阁碑》，列入该社“书迹名品丛刊”，现已多次再版，是较为通行的版本。
近代以前，日本似乎也不清楚中国大陆是否还藏有《宸奎阁碑》初拓，进入明治时代以后，随日本学者来大陆考察，才逐渐了解到阿育王寺现存石碑为明代重刻，另外从中国文献中见不到初拓本的相关著录判断，《宸奎阁碑》初拓于中国本土业已不存在。
近代日本学者中，较早前往阿育王寺考察的是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其于1907年9月至12月，巡游江南各地，在宁波府考察了天宁寺、延庆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等，并在其《江南行游略记》中，记述了阿育王寺的概况，最后明确记载“寺内有苏东坡撰书的《宸奎阁碑铭》”（见《伊东忠太建筑文献5·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
十年后，又有建筑与考古学者关野贞(1867-1935)来华考察，其于1918年9月20日至阿育王寺，并在寺僧陪同下参观，于大雄殿目睹众僧读经。遗憾的是，当时舍利殿、天王殿等正处于维修过程中，致使其未能尽情饱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