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前，日本虽然鲜有苏轼书画真迹，但有一件碑刻拓本不可小觑。这就是苏轼《宸奎阁碑》，堪称宋拓传世孤本。
《宸奎阁碑》，全称《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是苏轼为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所书的碑文。宸奎阁乃是大觉禅师怀琏为收藏御赐颂诗而命名的寺内楼阁。宸奎阁碑立于宋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苏轼撰文并书。碑额碑文均为正书，廿二行，每行字数不一（满行卅五字），计六百余字。大觉禅师怀琏本是庐山圆通寺禅僧，仁宗皇帝因笃信佛法，特召其入京，赐居十方净因禅院，且与其问答佛法大意。仁宗对怀琏及其问答甚为满意，为其手书十七首颂诗，并赐号“大觉禅师”。后禅师虽多次乞归，但均被仁宗挽留，直到英宗之世的治平三年（1066），才被恩准离京，隐退于四明阿育王山广利寺。为感念皇恩，怀琏特于寺内兴建楼阁，以供奉颂诗宸翰，并取名为“宸奎阁”。阿育王山寺历史悠久，相传东晋时期于四明一山中发现舍利塔，遂被信奉为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宝塔之一，此地亦被俗称之为阿育王山。后于山中增建寺塔、僧舍等，梁武帝时，赦建堂殿房廊，并赐额“阿育王寺”。至唐宋时期，又先后加以修复或重建，并被赐名“广利寺”。南宋以来，该山寺与杭州临安府之径山兴圣万寿寺、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和明州庆元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一起，并列为天下禅宗五山。大觉禅师怀琏可谓是阿育王山广利寺中兴之祖。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宸奎阁碑》初拓
苏轼因与大觉禅师为故交，受其门徒之请，于公务之暇精心撰文并挥毫。因碑石早已被毁，具体尺寸已无可稽考，只能从现存日本的这件宋拓本知其大概。
碑额左右分别刻有龙图，中间大字楷书“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铭”。碑文记述了大觉禅师应仁宗皇帝之召，于京城弘扬佛法，并接受仁宗十七首颂诗于宸奎阁供奉的缘由与经过，并披露了苏轼作为大觉禅师旧交，应其弟子之请撰写碑文等内容。行文结构严谨，言简意赅，从中可以看出苏轼超凡的文学才能。对此碑文（见文末所附），《东坡全集》等文献多有收录，但文字均稍有异同，本文所附则是据日本所藏宋拓本而录。
苏轼元祐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杭州，翌年五月疏浚西湖，筑苏堤，后不足一年，即元祐六年（1091）三月，奉召回京充翰林学士，同年五月抵京师。不久，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从碑文落款“元祐六年正月癸亥”可知，其撰写时间正是其即将离任回京的时期（1091年初），时年五十六岁。同年还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半月泉诗并题名》、《祷雨诗话》等问世，是其诗书丰硕之年，也是其大字楷书大放光彩的时期。
从《宸奎阁碑》拓本来看，整体给人以谨严正直之感，又充满了凛凛之气，字体沉稳端正，丰满浑厚，不失为晚年楷书杰作。观看此碑，又不禁令人联想到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可谓苏轼承继颜体书风实证之一，同时也可藉此窥知苏轼晚年书体书风之细微变化。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宸奎阁碑》初拓（局部）
《宸奎阁碑》立后数年，由于复杂的党争、党禁，苏轼蒙受迫害，甚至连此碑石也遭损坏，幸而有原石拓本流入日本，被保存了下来。
阿育王寺现存石碑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郡王蔡贵易据范氏天一阁藏本双钩重刻，当时及其后相当长时间都以为该藏本为原拓，后钱大昕登临天一阁得以寓目其底本，才发现是“元统二年（1334）重刻”的元代刻本（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因文献著录阙如，可知原石初拓于本土早已佚亡，而早年传往日本的则是已知唯一的宋拓孤本。
该原石拓本据传是入宋求法的“圣一国师”圆尔（1202-1280）携归日本的。圆尔为镰仓时代临济宗高僧，日本嘉祯元年（南宋端平二年、1235）入宋，于江浙一带遍访山寺名僧，后拜径山万寿寺住持无准师范为师，修习佛法，并深得无准师赏识，伴随其左右，刻苦修炼达五年之久。仁治二年（南宋淳祐元年、1241），圆尔携大量书画物品，以及典籍千余卷归国，先于登陆之地的九州创建承天寺、崇福寺等，传授禅宗。后受邀上京（京都），创建东福寺，大力弘扬佛法，还曾于宫中讲禅，深得朝野信赖，晚年回到家乡骏河（今静冈县）。据传日本著名的静冈茶，最初就是由其从中国带回的茶种种植的，故至今圆尔仍被视为“静冈茶之始祖”。鉴于圆尔为传播和弘扬禅宗佛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其圆寂后被花园天皇追谥为圣一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