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明朝的气节——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对于君王死社稷，历史上国破身死的皇帝不在少数，我在这不多做评价。而天子守国门确切的来说叫国都守国门。
国都守国门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建都之后，必然要不断向外扩张，尽可能的为都城扩展出足够的纵深，来保证都城的安全。强如秦，统一之后即收复河套，屏蔽关中；西汉收复河套之后，进而建立外长城；唐朝为应对后突厥威胁亦建立三受降城。即使弱如南陈也连续发起北伐夺取淮南地区，以求为建康夺得战略纵深。无论是开疆拓土，还是防御需求，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事实，都要求国都不能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否则这个国家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很是有战略远见，他设立了塞外诸多卫所，在北京以北的防线上，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开平卫、兴和卫、大同都司、东胜卫，形成了明朝最外围的第一道防线，这些塞外卫所相互呼应，配合以山海关、蓟州、宣府、大同为中心的第二道防线让明朝的北部防线从点到面，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地纵深防御体系，将明朝的势力范围向长城以北推进了数百里。进则可以直接打击漠南蒙古心脏地带，退则可以通过前沿警戒体系，监控蒙古动向，压缩蒙古人的战略选择空间，让其在漠南无利可图又随时面临打击，自觉退回漠北。即使蒙古人突破第一道防线，也会遭到燕山阻挡，无法进一步深入，明军则可以从容集结主力反击，一线其他诸卫还可断敌后路。
朱元璋时期的防御体系（长城外的黄色部分）与中后期九边防御体系对比
但是在靖难之役后，塞外诸卫逐渐废弃，朱棣凭借其对蒙古的疯狂进攻，掩盖了塞外诸卫的战略价值。在其去世之前，明朝制度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后来的皇帝不但不行改革，居然奉行收缩政策，九边防御，将大量兵力沿燕山一线布置。这样一来，燕山成为了第一线，那么北京就必须成为第二线。
北京成为二线的后果是整个防御重心必须以北京为支点，部署重兵准备反击。燕山一线反而只能布置少量兵力，只起警戒、牵制、消耗作用，这就像汉唐以黄河以北为一线，却在朔方部署重兵一个道理。但是作为明朝国都，北京承担不起面对兵锋的政治错误，只能在九边部署重兵，以求在一线阻挡敌人。事实上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战略，分兵把守漫长的一线必然导致兵力散布容易被敌人突破，突破之后又没有兵力用来集结反击。后来皇太极五次入关如入无人之地，正是这种线式防御的恶果。如果明朝真想退缩保守，就应该像明仁宗一样迁都南京，让北京成为燕山防线的支点，也可以有效防止敌人入关。
国都守国门与瓦剌内侵
纵观有明一朝，除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其他皇帝皆保守懦弱，无所作为，进不恢复塞外，退不迁都南京，只要维持了面子，不惜让北京时时刻刻面临威胁。明宣宗继盛世之威，内不改革制度，外不恢复塞外诸卫，在各个战略方向上全面收缩，放弃战略要地，却坚持留在北京，坐看蒙古做大，给后世留下一个烂摊子，所谓仁宣之治实则名不副实。
至于以天子守国门来彰显一群不思进取又死要面子的君臣的气节，正是宋明之后中国思想趋于保守，喜欢用个人道德行为评判国家问题，天子都守了国门居然不以为耻，知耻后勇，反而大谈仁爱节俭，引以为豪，真是可笑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