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驿站》讲述的是汉武帝之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驿站、屯垦戍边的故事。张开臂膀的汉帝国使西域变得触手可及，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建交或结盟已经成为了汉帝国的国家战略，在兵威之外，汉帝国先后派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同时启动屯垦戍边，片中用诗意的语言形容将士戍边的情形“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汉朝政府也由此把河西走廊变成了一条和平繁荣的通商之路。
河西走廊是战乱时代的世外桃源
第四集《根脉》讲述的是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原陷入长期战乱，河西走廊一时间变成了中原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在此过程中,河西儒学独树一帜、异常繁荣，尤其是民间求学蔚然成风，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儒学文化中心，北魏建立后，随着中原政局的稳定，学者们陆续东迁。正如片中所说：“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开启了长达二百七十多年战火频仍的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部分中原世族和百姓为躲避战乱来到河西。
此时的河西走廊，经过汉帝国近400年的经营，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郭荷就是从陇西迁到河西避难的儒学世家子弟，他在黑河河畔的张掖扎下根脉，崇尚儒学的河西子弟纷纷慕名而来，据说他教授的学生多达三千，规模堪比孔子。来自敦煌的郭瑀就是其中之一，他成为了郭荷的入室弟子，并将老师传授的学问融会贯通、著书立说，郭瑀也像老师郭荷一样，在临松薤谷收徒讲学，形成了崇尚学识的氛围浓厚。郭瑀还在学习之余带领弟子们在马蹄山上开凿石窟，逐步形成了今天的马蹄寺。但郭瑀毕竟是一位儒者，为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他应好友之约出仕，却终因壮志难酬，逝于酒泉南山。他的弟子刘昞接过了他的衣钵，隐居深山、讲学著述，成为河西士林的领袖，后应西凉王李暠的邀请出山担任主管文教的官员，在西凉和之后的北凉的官学体系中不断充实自己，成为五凉时期学术著作最多的学者。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也被他记录在了十卷本的《敦煌实录》和《凉书》中。
河西儒学的异常繁荣与中原的战火连天形成了鲜明对比，以郭荷、郭瑀、刘昞为代表的河西学者，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担当，使河西走廊成为了当时北方儒学的中心，北魏成立之后，以儒学为代表的河西文化随之东渐，成为了日后灿烂夺目的隋唐文化的三大源头之一，国学大师陈寅恪说河西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员，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河西走廊沉淀出享誉世界的艺术宝库
在第五集《造像》至第七集《敦煌》中，再现了河西石窟艺术从开始发端到走向繁荣，再到世界石窟艺术瑰宝敦煌莫高窟的诞生，让河西成为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石窟走廊。
汉魏以来，河西走廊不仅是中国儒学的沃土，也是佛学的繁华地，从中国历史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天梯山石窟开始，河西的石窟艺术开始走向繁荣，祁连山成为石窟开凿的理想场所，玉门昌马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等一批佛教石窟相继开凿，这些石窟承袭了鲜明的西域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但河西石窟艺术的巅峰，还要属蛮声海内外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一个令全世界为之侧目的名字，因神奇浩瀚的鸣沙山和博大精深的莫高窟而享誉世界。作为河西走廊上的一座边城，敦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沉淀出了令世界惊叹的艺术宝库。
公元344年的一个黄昏，和尚乐僔途径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似千佛显现，认为是佛家圣地，于是留下来开窟造像，开启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先河。此后的若干个世纪里，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们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绘制在石壁之上。公元七世纪，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强盛繁荣的时代，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对于雄才大略的“天可汗”唐太宗来说，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的安宁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在大唐的强力管控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交流日渐繁荣。大唐的军队征服高昌回撤时，一部分工匠选择留在敦煌，其中就包括李工，他成为了莫高窟第220窟的画师之一。第220窟北壁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画圣吴道子的神韵。今天我们有幸到莫高窟瞻仰到的美轮美奂的壁画，都是那些不知名的画师们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史料中没有记录下他们的真实姓名，片中只能用李工作为代称。繁荣的唐朝贡献了莫高窟近一半的洞窟和壁画，尽显大唐文化的宏大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