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临淄范家墓地出土的西汉蟠螭纹铜镜。
图为临淄齐故城阚家寨汉代铸镜作坊遗址出土的蟠螭纹镜背范。
光洁平滑的表面、华美而富有内涵的纹饰……秦汉时期的铜镜总能带给人无限遐想。在山东临淄齐故城考古发现的大量汉代镜范和铸镜作坊遗址，为我们破译汉代齐都临淄的铸镜业以及中国古代铜镜的铸造技术提供了详实资料，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山东临淄齐故城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是周代齐国的都城，也是秦代临淄郡郡治、汉代齐郡郡治及诸侯国齐国的都城。据文献记载，周代齐国以工商立国，战国时都城临淄已发展为经济高度繁荣的东方大都会，成语“联袂成云”“挥汗如雨”都是形容其都城的繁华。进入汉代，临淄工商业依然十分发达，城内设铁官、四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莽时，临淄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位列“五都”之一。都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有成熟的手工业。历年来的考古显示，临淄齐故城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周、秦、汉时期的手工业遗存，尤以冶铁、铸铜等金属冶铸方面的遗迹和遗物较为多见。
1997年以来，大城内刘家寨、苏家庙、石佛堂、阚家寨等村子附近陆续出土汉代镜范，开始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其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察及研究。2011到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于齐故城大城中部偏东即阚家寨村南正式发掘了一处汉代铸镜作坊遗址，清理出房址、水井、灰坑、铸镜坑等一批与铜镜铸造有关的遗迹，出土各类镜范残块180件。这是国内外关于古代铸镜作坊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全面、细致整理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就镜范制作进行了多次模拟实验，取得重要收获。
作为古人照面饰容的主要用具，铜镜在中国的出现可追溯至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其后不断发展，直至明清时期才开始逐步被玻璃镜取代。考古发掘中，古代铜镜出土数量巨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类型、断代以及纹饰和铭文所反映的文化习俗与观念信仰等，对铜镜制作技术与工艺等问题则关注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比较匮乏。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遗存的发现，重要性不言而喻。
齐故城汉代铸镜遗存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古代铸镜技术的认识。在汉代临淄，铜镜铸造采用双合范技术。镜范为陶质，分面范和背范两类，其中镜背范正面上部设浇道和排气道，下接型腔。与山西侯马、河北易县发现的东周陶质镜范相比，汉代临淄镜范在原料、火候以及结构和成形工艺等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铸镜技术的进步。据相关研究并参考模拟实验结果，齐故城所出汉代镜范在制作时于泥料中羼入了大量的稻壳灰，并经950摄氏度以上的焙烧，达到烧结陶化的状态。因此，所制镜范既结实坚硬，同时因范体内形成大量孔隙，质感既轻又不失柔韧性。这样的材质不仅具有优异的铸造性能，而且可多次反复使用，便于工匠对其进行塑形、雕刻乃至修补和改制。镜范结构的设计也更为科学、合理，既适于铸造，也有利于保护镜范本体，符合持久耐用的要求。刻纹技术的普遍采用尤为重要。它使所铸铜镜特别是纹饰更为精致，工匠的艺术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
总之，作为铜镜铸造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制范技术的改进，一方面提升了镜范的铸造性能和铜镜的质量，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铜镜生产效率。中国古代铜镜在汉代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除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与铸镜技术的进步亦密切相关。
西汉时，齐都临淄是全国重要的铜镜铸造中心，拥有相当规模的铸镜产业。从调查情况看，除了阚家寨村南，齐故城大城内还有多处汉代铸镜作坊遗址，并且各个铸镜作坊所产铜镜种类不尽相同，具体年代上可能也存在一些早晚差异。根据所出镜范，当时临淄生产的铜镜主要包括蟠螭纹镜、龙纹镜、四乳弦纹镜、草叶纹镜、花叶纹镜、星云纹镜以及素面镜等种类，表明西汉前期临淄的铸镜业非常兴盛，至少持续了整个西汉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铸镜中心的确认，还使对铜镜产品空间流通的考察成为可能。从临淄镜范的特征看，其所铸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等都具有一定地方特色，形成了较明显的“临淄风格”。通过考古学的对比和分析，可判断今齐故城周围及山东地区出土的汉镜有很多产自临淄，同时临淄铜镜还流通至全国其他地区甚至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