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自被俘之后，朱祁镇一直为能回归做不懈努力。除给太后写信、充当“带路党”叫门之外，还不断遣使向明廷游说。第一次是差遣计（纪）安、苏斌等赴京，然而他们刚到宣府便被明军“尽行杀了”。第二次差使臣张能等赴京，结果又是有去无回。几个月后，经也先同意，再次派喜宁随蒙古使臣纳哈出前往明境，并趁机将喜宁解决。后来又第四次派遣李成、李贵至大同。尽管朱祁镇为实施自救不遗余力，甚至突破下限，不惜出卖主权，但是他的命运已非本人所能控制，他只是一颗无助的棋子。就明廷而言，北京保卫战之前，明蒙双方还处于战争状态，蒙古方面仍不断举兵，讲和自然只是幌子而已。从蒙古逃回的白叵罗就说道：“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也先并无诚意讲和，景泰掌权初期的多道旨意都明确提出要以社稷为重，不得接受也先以换回英宗为幌子的言和。新皇帝的这种态度加强了驻守边关将士的战斗决心，其谕令是符合时势的，明朝的士气不断提高，也为其后的讲和增加了砝码。
到了景泰元年，随着明蒙间的战争之势逐渐明朗，瓦剌集团发生了分化，脱脱不花可汗和阿剌知院都私下派出使臣与明廷议和，强硬主战的太师也先此时已孤掌难鸣。原本以为曾经的皇帝朱祁镇是个“天价奇货”，现在却因为大明有了新天子而变成没什么价值的“空质”。继续质押下去，难保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差池。要是大明朝的“太上皇”真是有什么闪失，想必景泰朝廷也不会善罢甘休。由于也先连年征战，不仅明边境地区连年饱受战争之苦，其蒙古内部各族也深受其害。此时的蒙古人，已与早先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明王朝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由于与明政府的交战，使得汉蒙各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和贸易中断，蒙古各部失掉了通贡和互市的各种好处，这对他们自己也很不利，最终引起了蒙古内部各部的不和及利益冲突。也先也很清楚这一事实，景泰元年六月初一日，也先决定与明朝议和，放回太上皇。
在明廷方面，北京保卫战后，也有大臣不断提出迎回太上皇的提议。在接到也先议和信息后，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头面人物纷纷上奏，建议景泰帝立即遣使北上，奉迎太上皇还京。针对吏部尚书王直等人的建议，景泰帝却犹犹豫豫，今日之形势已发生变化，有了迎回英宗的条件，但这一年来的皇帝经历也使他尝到了权力的好处，同意和议就表示要迎回英宗，迎回英宗后自己的皇位就可能不保，所以他从心底里，实不欲英宗之返回，说了这样一段话：
“卿言甚当。然此大位非我所欲，盖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群臣之所为也。自大兄蒙尘，朕累遣内外官员赍金帛迎请，也先挟诈不肯听。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驾为名，羁留我使，率众来犯京畿，愈加苍生之患。卿等更加详之，勿遗后患。”
话说得冠冕堂皇，但这个理由本身却不合逻辑，也先即使有诈，羁留使臣，也不至于以此为由再次进犯北京，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拖延下来。其后，瓦剌又有使者五人到京。礼部尚书胡濙等再次主张奉迎上皇回京。面对群臣再三请求，景帝干脆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质问群臣：“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贼寇断绝来往，而卿等近日又屡屡上言议和，更欲何为？”吏部尚书王直出班对奏：“太上皇蒙尘，理应迎回。希望陛下务必遣使交涉此事，勿使他日生悔。”景帝闻言不悦：“我本人根本没有贪恋过帝位，卿等日前把我强推到这个位子上，现在又三心二意！”（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何复作纷纭？）听景帝此言，大臣们一时无语，场面十分尴尬。关键之时，又是于谦出班对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议！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这句话是告诉皇上你放心，你这个大位已定，就算是你哥哥回来，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于谦这么一说，大家都纷纷随声附和。这打消了景泰帝的顾虑，忙说：“从汝！从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