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境遇下，文帝自然不能轻开边事。务实农桑，成了汉朝恢复国力，安养民生的首要事业。既然汉朝选择不主动开启战事，那就要有一个明确的赏罚信号。须知，在高祖刘邦的创业时期，笼络英才、提振士气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泛滥的封赏，早期的功臣勋贵，也是因为自身的军功，博取了子孙的富贵和政治资本。文帝为了平稳发展国力，那么就不能对诸侯王、功臣子孙、地方豪强之民有太过深刻的管束。这样一来，勋贵子孙就成了朝堂百官的先天人选，新锐人才的上升渠道，就势必被杜绝。加上文帝基于国力的掣肘，和乾纲独断的条件尚未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广虽然勇武善射，可留给武者的功赏余地，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在政治家眼中，李广这类脱胎于古典军事家族的良家子，还算不上棋盘上一颗特别显赫的棋子，充其量不过是边塞防务的消耗品。
《汉武大帝》中晁错的艺术形象，“智囊”晁错在文帝朝，就已体现出了不凡的见识
在老上单于犯境的三年前，有“智囊”之称的晁错，就向文帝上疏，说明了边民之于汉帝国的存在价值。文帝虽然不轻言边事，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匈奴的防范，本来就要承受租税、力役的民人，早已磨练出了吃苦耐劳的忍耐力。晁错认为文帝应该将这些民夫募迁到边塞，并适当的放开低级别的爵位，作为对充实边塞的奖赏，他们的衣服、饮食以及耕田使用的农具，则由汉廷负责供给。这些募徙到边塞的民人，要让他们“父子相保”，也就是说保证他们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李广这样的军事家族子弟被称为“壮士”，壮士是边民之中予以厚待的民人，同时也作为优秀的军事人才，由于汉朝不存在招募的职业军人，那么边民就成为了汉朝防范匈奴的主要力量。
李广能够脱颖而出，表示他的射术和品质均十分出众
晁错为了确保边民们的斗志，建议文帝，要“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战。”“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晁错特别强调，如果只求边地待遇的民夫，无法完成所应担负的军事业务，对这些空耗供给的人，朝廷要一并遣返；如果有勇武彪悍的边民，那就更需要良吏来约束他们，否则就会成为难以制约的不稳定因素。李广，就是在汉廷的严格管束，和不惜消耗边民的庙算之中，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