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从军击胡，是从汉文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66年起始的。这一年，对汉朝和匈奴战守态势来说，是一个显著的拐点。匈奴这次侵境，是老上单于规模最大的一次入侵。在汉朝这边，高明的政治家文帝刘恒，在收拾山河的同时，也在向匈奴和汉帝国内部传达了一个讯号，那就是汉帝国将以积极防守的态势，对抗强胡。
高帝七年的白登之围，让汉朝见到了匈奴的厉害
在高祖刘邦生命的后期，匈奴领袖冒顿单于，使这位征战一生的帝王，见识到了控弦之士的厉害。虽说以匈奴的国力，并不足以吞噬掉人口众多的汉帝国，但对汉帝国而言，君主被围受辱，毕竟是一件脸面无光的事情。在汉军健儿的歌谣声中，高帝七年的白登之役，成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时的士卒唱道：“平城之下祸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弯弓弩。”
颇具聪慧的冒顿单于，显然是明白个道理，即便自己率领的四十万匈奴健儿，能够重创被围的汉高祖，但汉帝国的严密的君主继承制度和相对完善的郡县管理模式，自己根本无法撼动。自己所要面对的，并不仅是一位嗜酒好色的汉朝皇帝，而是庞大的农耕文明系统。汉境可犯而不易管理，这道文明的屏障，始终是匈奴难以逾越的。
文帝刘恒是一位隐忍有谋的君主
当冒顿单于的儿子，和高祖刘邦的儿子，分别成为了各自阵营的元首之后，眼前这场战争，成了两位新君的首次较量。汉文帝刘恒，是一位颇有智谋的帝王。曾在边地做过代王的刘恒，对边事武备，自然是有所知的。刘恒得以继承帝位，是在吕后去世之后的政治真空中，老派功臣和新锐诸侯王博弈的结果。当时的环境，对于刘恒这样相对低调，以至于不得不以“仁厚”来形容的宗室人员来说，轻悍的齐王、朱虚侯、东牟侯兄弟，显然更加不入老派功臣的法眼。老功臣对齐王兄弟的威压，使刘恒得以火中取栗。
代王刘恒赶往京畿的继位之途，是充满凶险的。代王的郎中令张武，提醒自己的主子，京师之中充满变数，陈平、周勃等老臣，也是貌似忠良。代王的中尉宋昌，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危机，但眼前的局面对于代王而言，赴京或许还有变数可寻，拒绝赴京则无异于与帝国的中枢决裂。因此，代王为谋全局之利，也只能舍身行险。
好在历史的冥冥之意，最终让刘恒顺利继承了大汉皇帝之位。在接手了国力凋敝的汉帝国之后，文帝的作为，还是值得称道的。对于陈平、周勃、灌婴等老派功臣，文帝给了他们一定的威慑。其实，不光是张武、宋昌等旧部，对老派功臣充满戒心。文帝所赏爱的名士贾谊、晁错，也不尽相信功臣们的面皮之下的所谓忠心。眼下的汉帝国，是郡县与封建制并存，京畿地区以郡县管理，而在刘姓诸王的封国之内，诸侯王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权，贾谊给文帝的建议，就是要不断抑制和分化诸侯王、老功臣的势力。对于不再任职的勋旧老臣，文帝的做法，是让他们返回各自的封国。绛侯周勃，就是在致仕之后，返回绛县的。文帝深知，已经无法领兵的老臣周勃，不会对自己形成真实的威胁。但文帝仍然在周勃的身上搞出了一些动静，周勃于是被诬谋反，好在文帝这一招只是敲山震虎，周勃在见识到文帝的手段和狱吏的可怕后，最终被文帝所赦免。
绛侯周勃画像：对于文帝而言，像周勃这样的老臣，要比匈奴更为忌惮
文帝所掌管的汉帝国，在当时还谈不上强大，后人视为人臣至高爵位的万户侯，彼时却是一个寒酸的称呼。在民生领域，汉民的生活极其苦重，虽然文帝对民人的租税有所减免，对农桑事务也投诸了相当的决心。但汉承秦制是汉帝国得以存在的前提，文帝的善举，只是对秦制的有限修补。在文帝即位的第十二年，这位关乎农事民生的皇帝，也不得不在诏书中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不一登，民有饥色。”文帝甚至在诏书中直言：“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