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利，并没有使国人认识到封建准则的糜烂，仅仅使部分有识之士承认了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这些有识之士就在根究“师夷之长”强国强兵。我国的近代工业化正是从兵器的近代化初步的。
在同治中兴，即1860年《北京公约》签定后的十几年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初步引入国外军备出产技能。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设立了一个兵工厂和船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个工厂出产了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子弹之类。这些前期工厂虽然对增强国力效果非常有限，但却作为洋务运动之始，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初步。
不完全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初步的这个时期大约正是日本产生巨变的明治维新年代。这便是说，我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但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成果却完全不同呢？到20世纪初期，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声称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依然积贫积弱，只要挨揍被侵犯的份儿。这其间的不同当然是准则上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平和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仅仅封建准则下的经济复兴。政治准则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
准则由人创立，也能够由人改动。决议人的行为的是思维。所以，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在于准则，而准则的差异又在于思维认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一些思维解放运动。虽然“脱亚入欧”这种全盘西化的建议在今日一些人看来仍归于“过激”。但没有思维上的“矫枉过正”就不足以改动一个民族根深柢固的传统思维。我国其时并没有产生这样一场完全的思维解放运动。
我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优异的东西，但作为封建准则的干流认识形态，其实质是保存与关闭的。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深化到每一个我国人的血液里，就成为了我国现代化最强壮的阻力。列宁说过，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气。在我国，这种传统可怕到足以阻挠全部前史行进的脚步，哪怕是底子不触及政治准则的细小经济前进。洋务运动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强壮而可怕的传统。
一个保存的民族简直会抵抗一切不同于传统的新东西。铁路在我国的遭受正说明晰这一点。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姑苏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建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重视，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共同对立，总算托言压死一个战士，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光绪七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这在国际铁路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荒诞之举。
铁路是现代工业的成果，也是工业化的条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证明晰铁路在工业化中无足轻重的效果。当国人尚在抵抗铁路时，铁路现已横行欧美了。光绪六年，曾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遭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还当过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等保存派的坚决对立，其理无非是说损坏风水、龙脉，引起洋人觊觎等。对立的真实原因是怕损坏中华固有的传统。传统思维那种遇新则反的情绪成为我国工业化中最大的妨碍。建议建铁路的人也不是从思维本源上批评保存派，而是寻觅权利集团中的支撑者。李鸿章支撑建铁路就靠水兵衙门督办大臣醇亲王的支持。虽然今后铁路修成了，但保存思维并没有得到牵动。正因为这样，前期工业化的每一个细小前进都是经过权术斗争斗出来的。
失利的本源
洋务运动的推进者没有也不想去牵动传统思维。其实何止他们不去牵动封建思维，连他们自己也是传统思维的信徒。那时保存派与洋务派的不合不在底子的思维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观点与做法上。例如，关于铁路的不同情绪。当然，与保存派比较，洋务派还算前进的。他们究竟睁开了半只眼睛，建议“师夷之长”。虽然这种“长”完全是技能性的。可是，洋务派并没有从底子上脱节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利，我国前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底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