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曹操传》记载，初平元年（190年）春，曹操自行署理奋武将军，与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一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征伐董卓。
到东汉晚年时，因为皇帝需求加强权利，委任宦官冲击外戚与豪强，所以宦官实力非常大，而且桓帝与灵帝朝还有党锢之祸，制止党人参政，其实也便是士族豪强身世的人，所以关于士家大族来说，最恨的便是宦官。而袁绍已然成为东汉末年士族的首领，世家大族在当地上占有着肯定的主导权，所以袁绍空有一身四世三公，而且身世士家大族的身份，所以很快就凭仗名声敏捷成为东汉末年兴起的第一大实力，其兴起速度之快，人才聚集之会集，实属稀有。
在曹操迎汉献帝的前一年，袁绍的谋士沮授现已提出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但郭图、淳于琼以为，汉朝现已大势已去，若把汉献帝请在身边，巨细行为都要向其报告，将会添加许多不必要的费事，不利于袁氏事务的展开。
袁绍错失这样的良机，首要是因为目光短浅，后人对其好谋而无断的点评的确没有说错。其时袁绍的主意，大约也以为把汉帝这尊神请到身边也很不安闲，不能为所欲为。其实汉帝其时颠沛流离，没有实权但名分未失，拿在手里是个很好的政治筹码，名为迎奉，实为操控，打着皇帝的旗帜干什么都可以。仅仅这话或许沮授不方便说得这么理解，重复劝说而袁绍等人便是却体会不到，也是太不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