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皇权还不像后世高不可攀，常常有布衣上书。
汉文帝时，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缇萦是神医淳于意女儿，为了救父上书皇帝，这便是缇萦救父的故事。
汉武帝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司马迁记载的卜式，本来仅仅一位牧童。
汉昭帝时，河南太守魏相开罪霍光，遭到虐待，“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
汉宣帝时，“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这是社会基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子。汉宣帝幼时被关在监狱，称帝之后，监狱作业人员上书报功。
王莽时期，“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其间必定存在不少一般民众。
虽然无法判别“民”上书的诉状是不是他们自己所写，但一旦上书成功，往往都会被召去问询，甚至还要再挂号一些资料、签字画押什么的，因而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
经过史料与考古资料，根本能够判别汉代一般人的识字率并不低，甚至要超出咱们的幻想。我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王子今慨叹，“许多事实告诉咱们，因为民间教育的遍及，这一比率（汉代识字率）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在没有纸张、书本奇少的时代，汉代识字率为何如此高呢？《四民月令》等文献记载，汉代已有“村庄小学”，但教学时往往会避开农忙时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确保了较高的入学率。可见，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遍及，和灵敏的入学时刻，或许是汉代确保较高识字率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就以汉代识字率这一点井蛙之见，三国、五胡乱华、南北朝的浊世，对中华文明负面影响之大超出幻想，或许这数百年的割裂，不只改变了政局、民族、经济等，还让华夏许多优良传统遭到糟蹋，甚至隔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