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史经验标明，有才有德是上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无德之才，驾御不了，则才愈高危害性越大。用人当用德才兼备之人，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波，道理都懂，但辨才简单，识德很难，故前史上缺德之大才常掀滔天恶浪，病国殃民。话虽如此，但若君王明察，长于窥斑见豹，理解江山易改，本性难改的古训，是能够防备甚或根除缺德之大才的。
赵高和李斯在始皇身后，私心胀大，当即暴露出奸佞之相，合谋矫诏，害死令郎扶苏、将军蒙恬、重臣蒙毅，立昏聩的胡该为太子，成为秦始皇的接班人。胡亥和赵高胡作非为，弄得天怼人怒，导致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大秦帝国二世而亡，其经验于秦始皇而言，一曰求治太急，二曰善后无方。假使早立扶苏为太子，或可无沙丘之谋，扶苏继任皇帝后，以其声威、与大臣及戎行的杰出联系、治国理政思维，大秦帝国未必会国祚短暂。
秦始皇本有时机依法处死赵高、免除李斯，但秦始皇损坏法制，显妇人之仁，致使赵高和李斯不只未受惩办，反而权势日炽，埋下了亡国的祸源。
中车书令赵高曾犯大罪，蒙毅审理后，建议按律判处赵高死刑，除掉宦籍，但秦始皇以为赵高忠实有才华，赦宥了赵高，为大秦帝国埋下了掘墓人。赵高因而仇恨蒙毅，成为其谋立胡亥的一个思维动因。若立令郎扶苏为太子，继任皇帝，蒙毅、蒙恬会遭到重用，而蒙氏上位，赵高难以再往上爬，充其量只能保住现有官职。
秦法完善，治道运转，诸产得宜，皆有法度，法令亦严峻，但皇权凌驾于法令之上，无法真实限制皇权，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赵高被始皇赦宥，留下亡国的祸源，是人治的悲痛。
秦始皇也有时机免除李斯，但却抛弃了免除李斯的时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入秦，李斯妒忌韩非之才，借秦王政评论先消亡韩还赵的问题之机，以韩非建议亡赵而存韩是私心作祟为由，向秦王政进毁谤栽赃韩非。秦王政也以为，韩非乃大才，不为秦用则应软禁，而不能养虎遗患，所以将韩非坐牢治罪。但在审问期间，李斯怕秦王政改动主见，便强逼韩非在狱中饮鸩而死。过了一段时间，爱才的秦王政公然改动了主见，想见韩非，争夺他效能秦国，但韩非已死。事已至此，秦王政无法，并没有追查李斯擅杀韩非之罪，李斯仍然为秦王政所依重。
李斯妒贤嫉能，擅杀秦王政最为欣赏的大才韩非，暴露了李斯巨大的品格缺点和胀大的私心，秦王政却对其极为宽囿，而没有杀之，最起码应免除之，可见秦王政侧严峻臣的才华，而忽视其德之不修，忠实度不行的丧命问题。
秦王政雄才大略，不只长于聚才用才，还长于驭才。始皇在位，以其巨大的权势与声威，赵高、李斯之流，不会有他心，只会甘效犬马之劳，但一旦始皇离世，国家产生严峻变故，赵高、李斯就会暴露原形，无事生非，使国家堕入严峻危机，终究病国殃民。
前史的经验是，为人作官，立身为本，立身一败，万事瓦裂，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