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打压益州本地派的举动，早就显示出强大破坏力了。只是蜀国建国初期，人才众多国力还很强大，所以没有造成太大危险。
外地人当大官，本地人交重税，自然让益州派非常不满。刘备在世时，益州派人士不敢妄动，但刘备一死，益州豪族雍闿立即造反，杀蜀所署太守正昂，缚张裔于东吴，遂降吴。《三国志》称“及先主薨，雍闿跋扈于建宁”，实际是刘备打压益州豪族之后的反弹。
与雍闿几乎一样的还有黄元，“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另外，益州派领军人物黄权，刘备伐吴之后降魏，虽说有客观原因，但也与之一些关系。
可以说，刘备的打压益州派政策，已经让蜀国暗流涌动。
然而刘备去世，诸葛亮执掌朝政之后，却又将之进一步强化。
诸葛亮时期，益州派被死死压制，根本没有出头之日，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忠，几乎就没有什么益州本地高官了（当时谯周还没有崛起）。
与之相反的是，诸葛亮却非常重用荆州派，最典型的是马良弟弟马谡与向朗之子向宠。刘备评价马谡“不堪大用”，却被诸葛亮任命为镇守街亭的将军；向宠只是在夷陵之战中安全撤回部队，就被诸葛亮重用，成为《出师表》中唯一提及的武将。
益州本地名将张翼（蜀汉晚期仅次于姜维的军中二把手），资历能力等都不比马谡、向宠差，却并未得到诸葛亮特殊对待。显然，并非益州本地没有良将，而应该是诸葛亮有意不予重用。
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法严明，讲究公平处事，为何却沦为一枚“地域黑”呢？
其实，这与刘备前任有关。刘焉、刘璋父子俩先后统治益州20多年，却威刑不肃法纪废弛，乃至“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豪强的为所欲为，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豪族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可以说，益州豪族是社会动乱之源。
因此，刘备入川之后，想要将益州打造成光复汉朝的基地，就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制定法律，即《蜀科》，以严法治蜀，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压制益州本地势力，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达到了“强不侵弱”；其次打压益州豪族，肯定不能让其获得高官显位，到了诸葛亮时期，依然执行了这一政策，甚至还给予强化，当时有人劝说诸葛亮重用一些益州派人士，但被诸葛亮断然拒绝。
所以，尽管蜀国定都成都，但为了确保政权稳固，或恐慌于刘焉、刘璋遭遇，所以刘备诸葛亮一直打压益州派。
客观的说，打压益州派，在当时是必须的，但从长远来看，却埋下了蜀国灭亡的祸根，导致内部不够团结。尤其是元老派、荆州派、东洲派后继无人，而益州派却逐渐占据高位之后，就将蜀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对于益州派豪族而言，以上三派都是外来势力，对外发动战争时，益州派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却要付出巨大代价，因为钱粮主要是益州派提供。换言之，益州派对蜀汉没有什么归属感。
所以，诸葛亮北伐、姜维北伐时，都遭到益州派的反对（诸葛亮时益州派暗中抵制，到姜维北伐时直接公开反对）。尤其姜维北伐时，军中二把手张翼就极力反对，认为蜀国需要休养生息。
最致命的是，当邓艾兵临城下之后，谯周等益州派不是想着抵抗，而是想着投降。原因很简单，投降之后益州派不会有损失，同时魏国灭亡蜀国驱逐外来势力之后，益州本地豪族头上反而没了压制，或许会迎来更大发展。
如果益州派与蜀汉同气连枝，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派还会投降吗？当年刘备兵围成都时，做好了长期围困准备，因为当时成都粮食够支持一年，官吏百姓都想抵抗。所以，益州派一旦坚决抵抗，以邓艾弱少兵力且是孤军，又怎么能攻克成都坚城？
所谓祸起萧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古往今来的教训层出不穷，不缺一个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