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俗的相对温和性、由皇帝本人和清朝贵族们采用中原文化、清帝国向外的开拓，以及国内和平安定和全面繁荣，这一切都应该有助于平息那些最不妥协的爱国主义者们的愤恨情绪。但是，如果人们仅限于强调指出18世纪三代伟大皇帝之政策的宗法制度，那只能对中国文化精英们的地位产生一种错误的和不完整的理解。
▲康熙皇帝剧照
这种宗法制度（父权制）实际上只是其本质为专制王权观念的另一面。如果说满族人没有反对派，那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其整体上，并以全面的方式满足了这种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条件，也是由于反对派受到了无情的追捕。大清皇帝们希望每个臣民都毕恭毕敬地服从他们的权力，对他们个人保持长久的忠诚。他们把借助于“理学”正统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传播，而在全国各地建立一种符合伦理范畴的政权，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学校一直分散到农村的现实，又使得这种道德灌输变得更轻而易举。他们尤其感到该王朝的异族血统，可能会对其合法性提出疑问。这样一来，官方伦理的重点，就被置于权威原则和服从美德之上了。这种专制帝国与从明王朝创建以来取得的发展相联系的进化过程，均可追溯得更为久远。但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儒学”帝国（把伦理正统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关系，在其中很明显地出现了）的话，那确实就是大清帝国。强行建立伦理范围内的统治，并同时使其权力合法的愿望，在18世纪的三位皇帝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雍正修订并增补了其前任于1681年颁布的《圣谕》，他强迫人们公开念诵它，甚至还要求任何应试的举子，都要阅读他为了使大清政权合法化，而亲自御制的一部著作《大义觉迷录》（1730年）。
▲雍正皇帝剧照
早在康熙在位年间，便出现了一种抵制非正统著作和腐化性质的小说的倾向，这些著作于1687年被列为禁书。1714年，审查制度变得更为严厉了。在乾隆执政年间，所有那些于其中批评了“胡人”或“夷族人”（哪怕是以暗示、含蓄的方式）的古今著作，所有那些其灵感启发之源不太正统的作品，都被系统地搜罗一尽，遭到审查或毁坏。
▲乾隆皇帝剧照
1774~1789年间那次臭名昭著的“文字狱”，由于编纂巨型汉文丛书（编纂巨型丛书或类书，成了乾隆年间的最大荣耀之一）的工作，而更趋恶化，甚至直到丛书编纂工作完成之后还在继续“文字狱”。这种制度不限于只去审查和破坏可能会对伦理秩序造成玷污的著作，还迫害作家及其亲近者。这些令人厌恶的专制行为（归化了基督教的满族王公，在雍正期间也成了类似迫害的受害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显示器。结语如果说大清政权最经常地是表现得充满温良，那是因为它坚持传播一种服从和归附的思想。之所以如此，那是由于它使伦理道德秩序，变成了其势力得以稳定的基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