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世上万般皆是命，果然半点不由人”，后人是怎么看韩信的
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国度，其对历史书写的年份久、书写的范围广，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史官文化。这一文化传统，对传统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发生深远影响，在其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史记》是中国古代史籍中的杰出代表，其创作固然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念有关，但不能忽视的是司马迁祖上世代为史官对其将写史作为人生志业的影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是史官文化的一大特征。司马迁在对韩信生平经历描写时，就没有将漂母赐食、胯下之辱等事件忽略。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私史，又不同于后世政府传声筒似的官修历史，其在历史书写中亦掺杂了不少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寄托了自己的心志。如韩信谋反一事，经历宫刑，见识了最高统治阶层残酷一面的司马迁在反复铺陈中微微透露出韩信谋反实则是冤杀所致。正是由于司马迁忠于事实的书写，才使得韩信形象不同于当时朝廷所下定的韩信谋反罪名。
与司马迁并称的班固，是东汉著名史学家，其《汉书》也历来饱受赞誉。然其著史的态度与目的，与司马迁却多有不同。班固撰写《汉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合法性，故而对韩信谋反等事件则采纳了汉朝政府颁布的诏令。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宋代君主呈现王朝兴替变迁的种种经验。其对于韩信与刘邦这对君臣的书写，又呈现出与《汉书》的不同一面。其指出韩信性格、对时局把握等方面缺陷的同时，也对刘邦对功臣加以斩杀的行为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韩信形象最早出现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以生动鲜活细腻的笔触将韩信这一赫赫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并给无数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后世文史学家或普通民众在对韩信接受的过程中，虽然呈现出不同的体悟，但在某些文化内涵上却不约而同的有了一致性。其具体可以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人尽其才的人才观
将自身的才能、理想抱负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大多数世人的愿望与期许。然而在封建时代的人才征用选拔机制下，除却自身过硬的本领外，获得当权者的赏识显得格外重要。因不为统治阶层所用而引发的怀才不遇现象，在旧时可谓司空见惯。而韩信从平民而步王侯，得到刘邦、萧何等最大统治者的赏识，自然引发人们的无尽感慨。
韩信能够取得如此功业，首先得力于夏侯婴、萧何的再三举荐。夏侯婴壮韩信貌、奇韩信言，放走了即将步入鬼门关的韩信，并将其推荐给刘邦。得知韩信出逃消息的萧何，更是放下身段，连夜追赶韩信，而后又大力向刘邦推举韩信，使其获得大将的头衔，为施展军事才华提供了可能。刘邦对韩信虽多有猜忌，然在军事的统帅方面，大部分还是让韩信去独当一面，所以韩信才能取得下魏、破代、灭项等功绩，实现封侯裂土的夙愿。
元杂剧作家因元蒙异族统治而致仕途被阻断，沉于下僚的文人阶层不禁将目光回溯到汉初，借助韩信经历，抒发自己内心的牢骚与不满，同时也表达对人尽其才的渴慕之感。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在书写过程中，揭示了刘邦项羽二人在楚汉战争中之所以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是否懂得知人善任，如刘邦对韩信。萧何、张良等人的重用，项羽对手下谋士范增建议的忽略等。
知恩图报的重情观
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诸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话语，早己深植人们内心。韩信之所以深得人们的尊敬，很大原因要归结于其知恩图报的重情观念。
《史记》中司马迁通过韩信受封楚王返乡时，以千金赠漂母，对“为德不卒”的南昌亭长也给予百钱的行为，展现出韩信位高而不忘旧年恩情的重义之举。明人沈采对韩信千金赠漂母的行为更是赞许不己，故而不惜以《千金记》作为其传奇的名称。《千金记》中可以说展现了韩信生平经历的诸多方面，透过这一命名我们可以窥探出沈采认为韩信千金回赠的举动，比其赫赫战功还要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