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三百十六《包拯传》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
’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近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比较清明正直的好官，包拯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但是戏剧舞台上的”包青天”，却是被夸大了的。人民群众受尽脏官酷吏，权豪世家的欺压凌辱，希望能有为民伸冤的”清官“；封建统治者为其长治久安，也希望有维护其封建秩序的”良吏”。这样，”包青天”的戏就越编越多。
其实，历史上的包拯，事迹比较简略，而戏剧舞台上的包拯，其”事迹”绝大部分是出于虚构。有关包拯的戏，大部分是“公案戏”，而又绝大部分是说他在任开封知府时的断案故事。但据《资治通鉴》记载，包拯从宋仁宗嘉佑元年十二月被任命为权知（暂代）开封府起，到仁宗嘉佑三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止，总共只当了一年半的开封知府。在这一年半中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任何有关断案事件。只有一件”审牛舌案"，又见于《宋史》卷三百三十二《穆衍传》里。一桩案件，同时记在两人名下，其本身就是很难弄清的”公案”。
在《狸猫换太子》这出戏里，包拯可说是很风光了。他不仅辨明了谁是皇帝的亲娘，还用祖传秘方治好了皇太后的眼病。铡了郭槐，整治了太师庞籍父女，还打了皇帝的龙袍。在众多的”包公戏”里，《狸猫换太子》这出戏还算是“事出有因“的，但其人其事却”查无实据”。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记载：宋仁宗本是侍奉刘德妃的宫人李氏所生，刘德妃”取为己子”，将其抚养成人。后来刘德妃成了皇太后，垂帘听政，在李氏病重时，刘将李晋升为宸妃。李氏死后，刘用皇后礼厚葬了她。等到刘太后死后：”左右有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时，仁宗易梓宫，亲启（李宸妃棺）视之，妃以水银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叹曰：’人言岂可信哉？’待刘氏加厚。”
《狸猫换太子》所本的这段史实，既无所谓”狸猫”，也与包拯毫无关系。这段史实发生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以前，而包拯直到仁宗景佑四年（1037）才开始步入宦途，当了名知县小官。就是说在整个的所谓《狸猫换太子》事件过程中，宋朝的”官薄“上，还没有包拯这个名字。而出现在这出戏里的大忠臣程琳和大奸臣太师庞籍，倒是史有其人的。不过史书所载的程琳是个奸佞之辈，而庞籍则是个正直之人。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记载，为了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献媚，怂恿她当女皇帝，”三司使程琳献武后临朝图，后（刘太后）掷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程琳拍马过于露骨，连刘后也看不过眼。而殿中侍御史庞籍，却认为皇帝（仁宗）早已成人，理该亲临朝政，不可再使女后称制，故”请下阁门，取垂帘仪制，尽焚之。”为保护宋仁宗，庞籍是多么刚直果断。于此可见，历史上的程琳，庞籍，各自为人，与戏中所述完全不同。
包拯从来没有做过宰相，也没有什么权威无边的”铜铡”。戏里往往称他为”包相爷”是不准确的。他最大的官职是做到御史中丞和三司使，最后升为礼部侍郎，死后追赠为礼部尚书。至于所说的”包龙图”和”包待制”，那是指他曾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和”天章阁待制”而言。宋朝的殿，阁和明代不同，没有什么实权。”龙图阁“和”天章阁”是分别存放宋太祖时和宋真宗时的御书典籍的，只是个皇家”图书档案馆”，其负责人叫”学士”，往下排叫“直学士”，再往下排叫”待制”。由此可知所称的”包龙图”和”包待制”距离”相爷”之位还差得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