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爱也羲之,恨也羲之

2020-12-04 09:44:20 作者: 陈海良|爱也

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传统书法的一座高峰,享“圣”之誉。一本中国书法史,大半由王羲之及其余续相组合而成,王书体系成了中国书法的正脉。

但历代文人对王字的态度迥然有别。一般习王者沉浸在那个连“准绳”都很模糊的状态之中,以为亦步亦趋乃获至宝,自然迷失在“书道”之中,也有一些书家拆骨还肉,却成了“新创”的代表,王书的余绪。

齐高帝萧道成评张融书云:“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张融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在举国宗王的时代,似空谷足音,对王书一统以有力回击。

唐人尚法,不如说是唐人尚楷。这与唐代“楷法取士”有关。今人都会取法孙过庭,其实孙氏书法在唐代实属一般。纵观唐虞、欧、褚、薛、颜、柳诸家,除虞世南有明显王书痕迹外,其他皆风标自立。尤其是大唐书风之代表颜真卿,楷法严谨,一改王书之儒雅中和,呈雄强姿势,别开新面。不仅如此,颠素之狂更掀开了草书的神化之境。这些与王书风格迥然的书家虽没张融这样“忤逆”之语,却在实践中完成了对羲之背逆。

宋人尚意书风本是对魏晋风韵的延续,却走向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呵佛骂祖。米南宫有“宝晋斋”,以“集古字”自居,足见对晋风之仰慕,可最终走向“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心灵逆变,晚年更自诩其书“无一点右军俗气”。元杨维桢更是标榜“性情”,“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其书与“奴颜”的赵孟頫形成巨大差异。这显然有背“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儒家经义。

明祝枝山曾书一手王字,其岳父李有桢讥为“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从此,“闭眼一任扫”,这“一扫”,遣散了羲之的妍媚。同代徐文长似乎与祝氏的“一扫”相呼应,狂言“莫言学书书姓字”,“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稍晚的董其昌一向以赵孟頫为超越对象,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引以禅学,营造“无法”之法,探求“淡逸”之境。

晚明王铎学书用工之勤,宗法二王,但强调“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正如其跋《米元章告梦贴》所云:“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心醉如此。”纵观王铎书法,“魔性”充溢,令人神往。傅青主更是宣扬“四勿”、“四宁”,扬起“丑书”之旗帜,彻底掀翻了被奉为“尽善尽美”的王书躯壳。这种学书立场一直延续到碑学和近现代丑书之中,乃至今天的很多知名前辈。

他们曾是王羲之的忠实信徒,却在叛逆之路上走向了自我,也消解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对垒,编撰了一本灿烂的书法演变史。可以说一本宗法王羲之的书法史,就是一本“叛逆史”,通过“叛逆”,撕毁了王羲之书法一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是从文质兼备的君子,一步步滑向重内修而不重形象美的跛足道人,或者说书法的美渐渐从圣的高度走向人的境界。严格来说,这种“叛逆”是通过对书“圣”形象的“破坏”来得以实现。

羲之书让人上瘾,无从罢手。古人如此,今人亦然。从上世纪末兴起的王字书风,至今正影响着大多数年轻书家。他们内心的纠结是:有的因投师无门得不到王书笔法而苦不堪言;有的因笔法不准而忙于求索,奔走于南北东西;有的深陷王书笔法的套路而欲罢不能,似乎离开了王字笔法就不知书为何物。古人学王书的感受,我们只能从叛逆者的心声中依稀领略,而今天的后生们正经受着“圣书”所带来的苦痛。

就王羲之书法本身而言,羲之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一无瑕疵,且找不到相同意趣的帖样,且没有真迹。即便是佛教徒还能见到高僧舍利或真身塑像,可我们所膜拜的只能临摹赝品,欲得真传,太难,这是痛苦的。其次,从前人宗王的条件和高度而言,在唐以来学王高手中,像者有孙过庭、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白蕉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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