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传统书法的一座高峰，享“圣”之誉。一本中国书法史，大半由王羲之及其余续相组合而成，王书体系成了中国书法的正脉。
但历代文人对王字的态度迥然有别。一般习王者沉浸在那个连“准绳”都很模糊的状态之中，以为亦步亦趋乃获至宝，自然迷失在“书道”之中，也有一些书家拆骨还肉，却成了“新创”的代表，王书的余绪。
齐高帝萧道成评张融书云：“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张融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在举国宗王的时代，似空谷足音，对王书一统以有力回击。
唐人尚法，不如说是唐人尚楷。这与唐代“楷法取士”有关。今人都会取法孙过庭，其实孙氏书法在唐代实属一般。纵观唐虞、欧、褚、薛、颜、柳诸家，除虞世南有明显王书痕迹外，其他皆风标自立。尤其是大唐书风之代表颜真卿，楷法严谨，一改王书之儒雅中和，呈雄强姿势，别开新面。不仅如此，颠素之狂更掀开了草书的神化之境。这些与王书风格迥然的书家虽没张融这样“忤逆”之语，却在实践中完成了对羲之背逆。
宋人尚意书风本是对魏晋风韵的延续，却走向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呵佛骂祖。米南宫有“宝晋斋”，以“集古字”自居，足见对晋风之仰慕，可最终走向“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的心灵逆变，晚年更自诩其书“无一点右军俗气”。元杨维桢更是标榜“性情”，“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其书与“奴颜”的赵孟頫形成巨大差异。这显然有背“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儒家经义。
明祝枝山曾书一手王字，其岳父李有桢讥为“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从此，“闭眼一任扫”，这“一扫”，遣散了羲之的妍媚。同代徐文长似乎与祝氏的“一扫”相呼应，狂言“莫言学书书姓字”，“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稍晚的董其昌一向以赵孟頫为超越对象，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引以禅学，营造“无法”之法，探求“淡逸”之境。
晚明王铎学书用工之勤，宗法二王，但强调“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正如其跋《米元章告梦贴》所云：“字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心醉如此。”纵观王铎书法，“魔性”充溢，令人神往。傅青主更是宣扬“四勿”、“四宁”，扬起“丑书”之旗帜，彻底掀翻了被奉为“尽善尽美”的王书躯壳。这种学书立场一直延续到碑学和近现代丑书之中，乃至今天的很多知名前辈。
他们曾是王羲之的忠实信徒，却在叛逆之路上走向了自我，也消解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对垒，编撰了一本灿烂的书法演变史。可以说一本宗法王羲之的书法史，就是一本“叛逆史”，通过“叛逆”，撕毁了王羲之书法一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是从文质兼备的君子，一步步滑向重内修而不重形象美的跛足道人，或者说书法的美渐渐从圣的高度走向人的境界。严格来说，这种“叛逆”是通过对书“圣”形象的“破坏”来得以实现。
羲之书让人上瘾，无从罢手。古人如此，今人亦然。从上世纪末兴起的王字书风，至今正影响着大多数年轻书家。他们内心的纠结是：有的因投师无门得不到王书笔法而苦不堪言；有的因笔法不准而忙于求索，奔走于南北东西；有的深陷王书笔法的套路而欲罢不能，似乎离开了王字笔法就不知书为何物。古人学王书的感受，我们只能从叛逆者的心声中依稀领略，而今天的后生们正经受着“圣书”所带来的苦痛。
就王羲之书法本身而言，羲之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一无瑕疵，且找不到相同意趣的帖样，且没有真迹。即便是佛教徒还能见到高僧舍利或真身塑像，可我们所膜拜的只能临摹赝品，欲得真传，太难，这是痛苦的。其次，从前人宗王的条件和高度而言，在唐以来学王高手中，像者有孙过庭、米芾、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白蕉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