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的官僚制度中，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名曰“奉祠”。
宋京师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庙宇，在外亦有宫观，如杭州洞霄宫、毫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等。诸宫观置使、副使、判官等，又有判举、提点、都监、管勾等名，统称宫观官，亦称祠禄宫，以宰相、执政、翰林学士等兼领。
宋初，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亦常命为“祠禄官”，不理政事而予俸禄，以示优礼。但是，从史料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皇帝准许“奉祠”的官员，基本上，已经处于“靠边站”的境地了，其结果则是：被皇帝打发回家，但照样领工资。以至于，为了做足门面工作，名义上皇帝会让奉祠的官员去打理某个道观或祠堂，其实，就是让他滚出政治场，任其带薪赋闲。
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两宋的“祠禄制”息息相关。
宋真宗时期，为了给那些失去了行政能力的老同志一个交待，所以设置了祠禄这种福利待遇。《廿二史割记·宋祠禄之制》中有说道：“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这里说的比较明白，早期的祠禄是一种荣耀。最早获得祠禄特权的都是些为朝廷工作了一辈子，或因公务繁忙患上慢性病的有功之臣，绝不是皇帝想让哪个大臣“靠边站”，所以，才打发他去祠禄。能得到祠禄待遇的，唯有宰执一类的高官。
不过，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祠禄制逐渐变了味道。“以处新法之异议者”，意思就是：王安石把反对改革的官员全部赶走，让他们回家养老赋闲。这时的祠禄变成了一种排挤的手段，所以，不论是老臣还是青年俊杰，高官还是芝麻官，只要敢于王安石唱反调，一律赐予祠禄。
南宋时期的中高层官员，大多获得过祠禄。如果得罪了政敌，在朝堂上被排挤，下场多半是“落职奉祠”。对于满志踌躇的有为志士，这样的安排无疑是一种侮辱，但对于清静无为没什么追求的文人来说，这样的出路简直是梦寐以求的。
例如：一代鸿儒朱熹，他在朝堂上当官的时间屈指可数，即便他的政治生涯如此短暂，朱熹仍不知珍惜。朱熹在朝堂上，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估计就是“请祠”。倒不是他想以此为威胁皇帝，而是真想混份养老的待遇：既然你皇帝老子不愿实行我的主张，那就放我回家奉祠吧，这样我一边讲学一边拿着朝廷的薪俸，岂不美哉？
因为，请祠在南宋一度成风，史料记载当时奉祠的士大夫超过了一千四百人，很多士大夫都摸清了请祠的套路。于是，他们在激怒皇帝的边缘疯狂尝试，就是为了让皇帝把他们赶出去。这种做法，亦造成了南宋经济上的负担。从表面上看，文人不思进取，在国难当头之际请祠，回到家里混日子，这的确是值得批判的劣行。
但凡事均有两面性，请祠亦如是。
作为祠禄制的受益者，陆游曾在自己的作品《七十一翁吟》中提及了祠禄：
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
樽中无酒但清坐，架上有书犹纵观。
吏部齿摇心怅望，将军髀满泪丸澜。
客来共饭增羞涩，小摘山蔬不掩盘。
晚年的陆游，生活虽然紧紧巴巴，但还算是过得去。平时买不起酒，但却能买几本好书读一读。朋友来了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招待，摘点儿蔬果也能应付应付。要是没有这笔祠禄，陆游的晚年生活是可想而知的，估计他会像诗圣杜甫一样，家徒四壁，连挡风遮雨的茅草都得被邻居家的小孩抱走。
再来说说朱熹这位德高望重的理学大师，他这辈子三番两次地请祠，甚至，养成了习惯。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刘子澄写信时，老朱还以此作为炫耀：“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