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名叫弘历，清代文人写“弘”字，一般用“宏”来代替，写“历”字，一般用“歴”代替。至于那些内含“弘”的合体字，像“泓”、“霐”、“鞃”、“翃”、“纮”，就都跟康熙避讳“玄”字的规矩一样，都要“敬缺末点”，最后一个点省略。遇到“闳”字，就要照原样写，不能省略那一点。否则，你会被判为要把爱新觉罗·弘历关在屋里，那可是谋反的罪名。
清朝皇帝最初的汉化程度很浅，没有那么条条框框，建立清朝国号的皇太极和入关称帝的顺治，都没有所谓的“圣讳”。顺治名叫福临，无论是在他即位时还是之后，“福”字和“临”这两个字都不必避讳，顺治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福全”，雍正给他的第七个儿子取名为“福宜”。乾隆时军机大臣傅恒给儿子取名“福康安”，一点都不需要顾忌冒犯到顺治皇帝的名字。
然而之后自康熙开始就不同了，一方面，清朝皇帝汉化程度越深越深，封建帝制的专制、腐朽也就更加严重。一方面，文字狱越来越频繁，清朝统治者试图镇压和惩罚汉族的文人，最容易用来打压他们的武器就是“不避御名”。因此从康熙到乾隆，禁忌设置越多，打破禁忌就越容易，要除掉某个人，想找类似的罪名是很容易的。
乾隆曾假惺惺地说：“我即位以来，从未以犯御讳处罚过人。”然而，他杀了王锡侯全家，王锡侯本是一个江西举人，因为编写字典，没有避讳他和康熙名讳，结果人头落地。还有一个例子是，河南的一个书商刻印《圣讳实录》，本来是想教大家如何避开清朝皇帝的圣讳，但也因为书上写了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而招致杀身之祸。
晚清大臣张之洞非常聪明，他在四川学政时，写了一本一部《书目答问》，附录里教四川秀才怎样避讳御名，每当写到皇帝的名字，就用四方空格来代替，至于这个四方空格里面究竟是什么字，他只给出相关诗句的上下文，你猜就是了。
张之洞
从咸丰帝以后，继位的皇帝也不改名了，也就是第一个辈分用字不再改了，也不用换字或缺笔，只避第二个字，谕旨发布之前所刻书籍都不用改。
1867年，咸丰帝命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溥毓恒启”四字后，续拟四字，大臣们又恭拟十个字，开单具奏，咸丰帝选定了“焘闿增祺”四字。但大清皇帝到“溥”字辈就遭终结。1908年11月，溥仪继位后，颁布谕旨，溥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其下一字敬缺一撇”。三年后，清朝灭亡，在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避讳制度，也在溥仪退位后走到了尽头。
咸丰皇帝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古代的避讳，都觉得很可笑甚至荒唐，而以当时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来看，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产物，它始于古老的语言禁忌，但最终变成为维护封建政治权威的统治工具。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而且也给人的思想和心灵造成了严重损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