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
乾隆缘何对本朝的多尔衮轻描淡写，却如此在意前朝的史可法？从乾隆的种种表现来看，他视史可法为忠臣，将其描画成“忠义”的形象，使之成为一种象征，而与多尔衮在讨伐时，斥责为“乱臣贼子”完全不同，无论是前朝还是本朝，皆要服从于“忠义”这个标准，忠明与忠清是一样。
但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乾隆对于《春秋》大义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先祖，当初多尔衮与史可法辩论《春秋》大义的问题在乾隆这里一直没有消歇，甚至变得愈来愈严重了。在乾隆的意识里，《春秋》大义只有“尊王”，没有“攘夷”，所谓的“尊王”，就是尊清帝，承认清的合法性，忽略“攘夷”，就是试图淡化、抹平满人作为异族的色彩。
乾隆于二年（1737）重新刊刻满、汉两种文本的雍正时期所修纂的《日讲春秋解义》；二十三年（1758）命傅恒等撰的《御纂春秋直解》（后省称《直解》）由武英殿刊行。满清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由“打天下”到“坐天下”，阵脚趋稳，高宗所面临的当然不是“打天下”如何让明人屈服于武力的问题，他要面临是如何让民众忠于这个已有的政权，《御纂春秋直解》即处理了这个问题。
《直解》对尊王观与忠君观大加揄扬，强调“尊王”“尊周”“君臣之分”“讨贼”。《直解》在解释《春秋》之前，特意加“桓王四十年有九年”一句冠于经首，认为“《春秋》为尊王而作”，并批驳《春秋》用“鲁史纪年”，特意将“王年”立于鲁君元年以前，且“大书之”，以示与《春秋》经之区别，彰显“圣人之旨”。《直解》这种解释非常清楚，即周天王应凌驾于在诸侯鲁国之上，故系年要“尊王”“尊周”，这与《春秋》经后文之“王正月”相呼应。又如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一条，《直解》解释此处“书公及诸侯而殊王世子”“公及列序”的春秋笔法，对齐桓公“帅诸侯会世子”，谋定周天王世子之事加以盛赞，尽管批评齐桓公“杂以权术”“几于要君”，但是转过来褒奖桓公的行为是“尊周室”的义举。又如昭公二十七年《春秋》经“夏四月，吴弑其君僚”一条，《直解》认为，吴王僚被弑，罪在公子光，按照继承礼数，公子夷末卒而季札逃国，王位理应由公子光继承，然最终却是僚被立，公子光做了十四年臣子，“君臣之分”早已定下来，公子光却弑君，罪在臣子公子光。
《直解》除了讲究君臣之分，君尊臣卑的观念，还反复直指“讨贼”。如庄公九年“春，齐人杀无知”一条，《直解》认为，齐人雍廪杀无知是为“讨贼”，且褒扬雍廪是“尊君父、广忠孝”之举。又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直解》以为特书楚君，是“以世子大逆而志之”，为了显示“父之亲”“君之尊”的笔法，经书世子，是“著元凶而讨之者”，君頵对世子而言“有君之尊，有父之亲”，故据此说明“《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另外，乾隆主导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春秋》中讨论“夷狄”问题的内容进行了重点处理。以宋儒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例，《四库全书》在收录时，对其中涉及“夷”“狄”相关的文字皆作了改换、删削。如果将近人张元济所辑的《四部丛刊》中收录的原本《胡传》（后省称张辑本）与《四库全书》中收录的《胡传》（后省称四库本）进行比对，便很容易发现这一问题。
在改换上，或将“夷”“狄”两字用相近的他字替换，原意改变不大；或将带有“夷”“狄”两字的短句用其他短句替换，原意却发生相当大的改变。这种细腻的处理，乍一看以为并无任何不妥，若加以细究，则问题就冒出来了。仅用简单的字替换“夷”“狄”的，如《春秋》经桓公二年：“藤子来朝。”张辑本云：四夷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狄之也。四库本云：四裔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外之也。经过对比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将“四夷”改为“四裔”，将“狄”改为“外”，夷、裔音近，声训可通，狄、外属于范围一致的概念词。四库馆臣的此种处理，实际是试图将政治观念上的夷狄变为地理上观念的内外，凭此消解夷夏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