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行国
多尔衮与史可法的辩论
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随即致信南明的辅政大臣史可法，进行劝降。书信的开篇就说“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说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自严也”，多尔衮援引《春秋》大义，标举“讨贼”之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先发制人，宣示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多尔衮接着表示，“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也就是说一切照旧，显示出遵奉明朝的诚意，入关只是“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指责南明朝廷偏安一隅，趁讨贼休整间隙，“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如果“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自将以武力征服。
多尔衮为满清入关，削除南明势力做了一番细致地申辩。他要表明两点：第一，满清入关并不是占取明朝，而是为了“讨贼”，依旧遵奉明朝；第二，南明朝廷并不能代表明朝。如此看来，清军南下平定南明，确实是有理有节。
多尔衮
值得注意的是，多尔衮这一套修辞虽然完全依凭于《春秋》大义，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截取、剪裁。传统的《春秋》大义强调“尊王攘夷”，亦常常涉及到“讨贼”问题，譬如《左传·宣公二年》云“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公羊传·隐公十一年》云“《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谷梁传·桓公十八年》云“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宋儒胡安国的《春秋传》亦云“《春秋》大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不书葬，况世子之于君父乎”，“讨贼”之目的在于尊王、尊君，多尔衮在信中所提的“讨贼”即属于此一目的，“贼”不仅针对李自成，亦针对南明史可法诸人。但是他避谈《春秋》中的“攘夷”大义，他心里十分清楚，满清属于关外异族，如果谈“攘夷”，则容易引发民族情绪，对于满清立足中原是不利的，这无疑是十分敏感的，故对《春秋》大义进行了避重就轻、断章取义地处理。
那么，对于这封气势汹汹的檄文式的来信，史可法是如何回应的呢？他对多尔衮的诘难进行了驳斥，在回信中说：
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
史可法指出南明皇帝才是如今天下之主，“名正言顺，天与人归”，是得到民众拥戴而立的。他认为《春秋》是讲“大一统”的，反驳多尔衮挪用《春秋》的之论“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并引用朱熹的《纲目》指出，王莽移汉，有光武中兴，曹丕废山阳公，有刘备继承，晋怀、愍帝亡国，有晋元帝继承，宋徽宗、钦宗被虏，有宋高宗继位，这些情况都是处于国仇未剪之日，等着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而明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批驳满清“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在史可法看来，南明政权符合《春秋》中的“大一统”观，继承大明，乃正统政权，满清入关只是“仗义扶危”之举，并不具有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次年，清兵南下，围攻扬州，史可法率部镇守，最终殉难。
乾隆帝的解读
十分有趣的是，清高宗乾隆在读《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时，偶然发现了昔年的摄政王多尔衮致南明督军史可法的书信。他忆及，幼时即听闻过有此书信，但是未见其内容，现在有机会看到，颇感惊奇，故对此书信中所表达出的“大义”“正理”深感钦服，书信中运用《春秋》大义，诘责南明朝廷偏安一隅，乃是“旨正词严”。乾隆阅读的这段文字中，亦提到史可法的回信，只是没有信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尔后，经过臣僚四处搜寻，才找到史可法的回信原文。乾隆“卒读一再”，感慨“可法孤忠”，南明“福王不慧”。实际上乾隆于四十年（1775）下令编写《胜朝殉节诸臣录》，对殉明的臣子大加褒扬，其中就包括史可法，盛赞其“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还特赐予史可法“忠正”谥号。此外，乾隆还下令修纂《历代通鉴辑览》，将史可法回复多尔衮的书信收入其中，并御批“夫可法，明理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