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空投粮食为数如此区区，长春守敌的两个正规军却都虎视眈眈，嫡系与滇系为此矛盾日益加剧。由于两个空投场，一个是中山公园在长春市内西北部，一个是运动场在长春市内东南部。入秋之后，多半刮西北风，因而，落到东南部运动场方向的粮食较多。新编第七军大为恼火，故经常发生两个军争夺粮食的事件。郑洞国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废除原定东西守备区，各收各空投粮的规定。改为各自搜集后，如实具报，由兵团部统一分配的办法。但是，新编第七军强调他们的人数比第六十军多，反对平均分配。第六十军则认为新编第七军有储粮，缺乏同舟共济的风格。郑洞国心里明白，新编第七军久驻长春确有私储，有的军官，不但囤积居奇了粮食，而且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在粮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从中谋取暴利，从吉林撤来长春的第六十军，则两手空空，筹划一口吃一口，粮食确难果腹。可是，郑洞国却以"惟恐发生意外，不能操之过急"为托词，听之任之，不做公平合理的处置。一面出布告重申严禁市民隐瞒"误投"军粮，必须如数报交，违者严予论处；一面向沈阳"剿总"空投指挥部提出改进空投办法的意见。结果，被对方强调因避我军之高射炮火以及气候、风力等影响的理由而碰回。仍按原办法空投，损失依旧有增无减。
郑洞国为了避免纠纷，又采取由兵团部统一组织，抽调两个军的人员，组成搜集空投粮食指挥部。并指定市中心之中正广场为唯一的空投场地，统一收集后，由兵团仓库储存，再行分配。但这种做法却又给新编第七军提供了方便，因为兵团仓库在新编第七军的驻地，空投场地也属于新编第七军防区，他们可以近水楼台，监守自盗。第六十军的广大官兵，虽然愤懑不平，也无可奈何。
空投的办法不能改进，飞机不敢低飞，投下的粮食依旧损耗很大。郑洞下令用坦克将南岭地区的一条柏油路两旁的建筑物和树木一律推平，辟成一条可供空运飞机起降的跑道。跑道修好后，第一架飞机刚刚降落，我军炮火接踵而至，敌机仓惶飞走。
据当时我军从敌内部得悉，敌于8月1日开始，空投物资中有少量食盐及日用品、慰问品；并拟改为夜间空投，不知何故未能实现。9月，东北"剿总"声称"机油两缺"，由应付性的数日一次空投，到完全停止空运给养。据敌内部透露，长春守敌获得空投粮食的总数，不超过300吨，每人平均6斤，按每日每人1.5斤计算，只够4天的口粮。这一场兴师动众的空投，其收获竟如此少得可怜！当然，这里可能并不包括文武官员贪污自肥的损失数字。
中断了空投，长春守敌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希望。往常，军队也好，市民也好，日日盼望的是能有个晴朗的天气。就军队说来，天气好，就有空投希望；在市民说来，飞机来了，也希望于侥幸中"天官赐福"。可现在，天气再好也没指望了！存粮日趋减少，特别是第六十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更是日不果腹，无奈只好找寻其它可代为粮食的物品。于是，尚传道扣买的那100万斤大豆，就派上了用场。自此，新编第七军改食大米掺黄豆的白米饭，第六十军则食高粮米掺黄豆的红米饭。大豆虽是佳品，但因含油量高，多食并非所宜，发生腹泻的人不少。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除开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地方土杂部队和居民，谁能吃得上？
据统计，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粮价上涨了913倍，而且有价无市，市场上的野菜，1斤也要几百万元，哪怕是1捆青草，也要1捆钞票去换。
据了解，当7-8月份市内高粮米价每斤3000-40000万元，小米每斤1亿元；黄金的价格每两是7 000万；就是说，1斤小米能换1.5两黄金。
长春守敌可以说是瞪起眼睛来与群众争粮食！那可真是毫不含糊的你死我活之争。为了把赖以活命的粮食抢到手，采用再残酷的杀民养军手段都不足惜！是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本事能同现代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抗衡？于是，双方斗争的结果，还是得把生存的条件让给那些"固守待援"的"英雄"们。留给老百姓的，只有苦痛的生离死别和默默地成为一批批的饿殍。尽管如此，竟还有一批灭绝人性的达官贵人乘机大发横财。他们一方面把杀民养军搜刮来的粮食囤积居奇，倒手变成黄金；一方面利用职权从长春向关内各地进行巨额汇款，利用差价额损公肥私。如果说，长春这场灾难，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现象，那么，从本质上看，真正吃人肉、喝人血的就是这批人！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说：在长春饿殍遍布的情况下，那些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