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守敌十分清楚，能不能"固守"能守多久，关键取决于有没有粮食，一旦没有饭吃，工事再坚固，武器再精良，也无济于事。因此，郑洞国来到长春后，就千方百计地搜刮粮食。从3月份起，他就责成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并拨给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和保安旅等单位大量东北流通券，要他们自行采购。到5月份，已抢购到约300万斤左右，加上长春市长尚传道扣买南京政府存放的那100万斤大豆，共约400万斤。到5月下旬，我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对长春形成了四面合围的局面后，就断绝了敌人从市外搜刮粮食的来源。敌人搜刮了两个多月的粮食，满打满算不足10万守军食用1个月。全市经过人口清查和存粮摸底，市民的口粮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那8月份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长春守敌已经意识到，市内的老百姓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榨了。
1948年3月以前，长春只驻有新编第七军和一些地方部队。那时，新编第七军的粮食供应由联勤总部十六支部负责，比较充裕。好在那些地方土杂部队多为收编的土匪武装，平时抢掠成性，虽然把他们驱赶到市郊，仍旧可以靠着迫害老百姓、打"活食"吃过日子。六十军撤到长春以后，长春与沈阳的陆上交通虽然时断时续，尚可勉强维持。空中交通，还控制着大房身机场和宽城子机场。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派驻长春的空军人员和后勤补给人员仍照常工作。因此，长春市虽然增加了数万军队，粮慌问题，并不突出，市面依旧生意照常。自5月份我军开始合围后，外围据点逐步放弃向市内收缩，那些打"活食"吃的土匪队伍，也被赶到市内来了。此时的空运，虽然在维持，但却没把运输口粮作为重点。大多是来时运军用物资，回程则撤运空军的设施器材，兼理民间疏散。由于形势日益紧张，一些有钱者争相逃离长春，掌握空运者，提高票价，借机大发其财。于是，长春市内的粮慌问题，就开始突出了。市场也因货源断绝，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宛如决了堤的洪水，任何力量也无法控制。守军日子不好过，市民更是灾难临头。一个好端端的长春市，顿时变成了一座凄凉的死城。
郑洞国、尚传道等人曾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大意是为了"固守"长春，要把市内人民的一切粮食和物资全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这就是蒋介石对长春守敌亲自下达的第一道"杀民养军"的政令。郑洞国拟将此令由尚传道施行。尚传道生怕照此办理会引起长春人民的"骚乱"，拒绝执行。同时向郑提出："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7月底，8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郑洞国无奈，只好责成尚传道搞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办法"中规定，只准市民每人留自食粮到9月底，共135斤，剩余的粮食，一半卖给政府做军粮，一半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买卖粮食按政府议定的价格，不准哄抬粮价，违者从严处以极刑。草稿拟成后，经郑洞国核准，以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公布。到了7月1日，更下明令规定：凡麦子、麸子、糠秕、豆粉等类，均列为管制粮食。有的用高粮变换为麸子、糠秕，打算多吃几天的，也因超出了规定的斤数，被查收。尚传道还亲自到市场检查粮价，并杀一儆百，处决了3名哄抬粮价情节严重的商人。这就是蒋介石和长敌杀民养军政策的第一步骤。
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对长春空运问题不能说不重视。1948年3月24日，曾在长春专门召开过空运工作会议。对长春空运问题做过具体安排。决定从4月5日开始，空运起点为沈阳，接收单位为长春补给区十六支部。确定空运物资为军械弹药、通讯器材、粮秣被服等等。第一次空运，4月5日来机4架，降于大房身机场。由于当时粮食问题尚未十分"紧张"，因而运来的是些通讯器材、卫生药品。第二次空运，为4月6日，运来的仍是通讯器材，还有胶鞋。在第三次空运回程起飞时：遭我炮击，1架飞机被击毁、停运一周后，改用宽城子机场。到5月3日止，每日飞机3架，运输物资主要为枪械弹药。5月4日那天，飞机4架，往返两次，最后一架飞机起飞时遭我炮击，虽未致毁，但却因此停运到5月10日。5月10日后，又陆续开始空运。5月7日，又遭我炮火袭击。至此，敌空运告停，改为空投。如上所述，长春守敌在4-5月间虽然空运尚较得手，但运输的物资绝大多数是军械装备，粮秣却没运来多少。